一段記憶，在風雨中卷起巨浪。

一腔熱血，在紅旗下鑄成豐碑。

湖南，一片紅色的熱土。今年以來，中共湖南省委老干部局開展搶救性挖掘離休干部紅色資源工作，組建採訪團隊，採訪了上百位離休干部，記錄下他們寶貴的記憶。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採訪中，作者真切地感受到，紅色江山來之不易，不忘身上流淌的紅色血脈，賡續紅色基因，將獲得更大的力量。

“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們為什麼出發”

“盧溝橋離我們家很近，我們家是在（河北省）易縣。那時候（盧溝橋事變后）我們小學生都進行了游行。”95歲的姚增力，童年時正逢日軍對中國的侵略與暴行，當地人民也匯入了太行山區抗戰的洪流中。“八路軍在那裡打游擊戰，我們就給他們送個信什麼的，從小我就懂得了為人民求解放這個道理。”

1946年4月，姚增力在哈爾濱加入東北民主聯軍獨立團，穿上了軍裝。在連隊裡，支部書記經常給戰士們宣傳馬列主義。姚增力心裡越加亮堂起來：這個部隊，“是為人民作戰”，不是為了個人財富地位去打仗。稚氣未消的小伙子當上衛生員，學習了救護工作。1947年10月，姚增力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姚增力快速成長起來。那時，他們行軍一天，戰士們累得倒下就睡，腳也不洗了。擔任副班長的姚增力就拿盆打了水端過來給戰士們。行軍中，見到有人走不動了，他便上前幫他們背東西。到了地方上，他和戰友們一起給老百姓挑水、打掃院子……他想，這就是為人民服務。

“我們和別的部隊完全不一樣。”姚增力回憶時語氣堅定。入黨宣誓77年過去，他永遠記得：“我們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的部隊，為人民而戰。”

出生於保定市原滿城縣（今滿城區）的巾幗老兵趙文瑞，也是從小目睹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冀中平原百姓的苦不堪言。1941年，滿城縣婦聯主任賈世芳在村裡開展群眾活動時，就住在趙家。區縣干部每次來村裡做工作時，都會給小文瑞講革命道理，趙文瑞就主動幫忙站崗放哨，協助區縣干部的工作。1943年，才14歲的趙文瑞，在賈世芳的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打響后，趙文瑞擔任了滿城縣二區婦女自衛隊隊長一職，扛起了移風易俗、婦女解放、婦女權益保障等重擔。當冀中地區響起勝利的歡歌時，趙文瑞家裡也分到了21畝地。余糧一年都吃不完，好日子真的來了！但這時，趙文瑞和丈夫曾祿，毅然放棄留在冀中與家人共享天倫的快樂，隨軍南下。她的想法很簡單：“對我和丈夫而言，聽黨號召是共產黨員最大的使命。”

1949年3月，夫妻倆將不滿2歲的女兒交給老人后，帶著簡易的行李南下。坐馬車、擠火車、乘渡船……幾經輾轉，他們到了湖南匪患極為嚴重的黔陽縣（今洪江市）。1950年初的一天，曾祿跟著軍隊入山剿匪，區政府僅剩一個年老體弱的區委書記李壽昌、一個小通信員和在此“坐月子”的趙文瑞。土匪趁機包圍區政府，叫囂著“血洗政府、活捉干部”。趙文瑞他們躲進碉堡，手持手榴彈，准備在土匪近前時投擲。就在這時，駐地一支解放軍療養隊前來救援，打得土匪抱頭鼠竄。此后，趙文瑞不斷成長，但兩次放棄了合規的升職機會，隻因曾祿是縣委領導，她不願被人誤解共產黨員享受特權。她誠懇地說：“在我心裡，組織名譽和黨員身份始終高於一切。於我和曾祿而言，畢生追求便是聽黨話、跟黨走，不負國家，不負黨和人民。”

同樣是女中豪杰的左麗芳，92歲了仍清楚記得自己在湘潭縣金庭小學讀書期間，老師趙緝熙（地下黨工作者，后為湘潭地委宣傳部部長）給她講的許多革命道理。就像在暗夜中看到火把，她的眼裡開始有了光。1946年，14歲的女生在課余時間經常到鄉民中為地下黨散發革命傳單，傳遞情報，從事這些讓人心跳加速的緊張工作，讓她感覺自己一下子長大了。1949年8月，縣委為借糧任務召開群眾大會，動員群眾借糧支援前線解放軍，左麗芳落落大方地上場了，秧歌一扭，歌一唱，銅鑼一敲，人們立即聚攏過來了。她便講了故事，台下頓時一片鼓掌和叫好聲。散會后，她繼續對跟來的老百姓細細講起共產黨帶領農民“翻身斗地主”的光明前途，一下贏得了民心。

回首被組織召喚、點燃革命火種的經歷，已白發蒼蒼的左麗芳，始終未變的是那顆火熱的初心。“不忘初心，就是不忘我們為什麼出發。”老人感慨道。

“不怕犧牲的真諦是：不退縮，不動搖，勇往直前”

“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已93歲的王錦豐，每聽到《游擊隊之歌》，思緒就會回到戰火中。

1947年5月，16歲的王錦豐趁著東北野戰軍在當地招兵，便跟著村上游擊隊的區小隊報了名。村上一起28個年輕人就這麼跟著部隊走了。

“戰爭中的人是九死一生。”他喃喃說著。董存瑞壯烈犧牲的那場戰斗，也是王錦豐永不磨滅的記憶。“董存瑞前面還有三個戰士先沖鋒了，都沒到碉堡跟前，在半路上就被擊倒犧牲了。”這時，董存瑞抱起炸藥包，沖向暗堡。“他身形很靈活，繞來繞去的，就到了碉堡底下，也就是橋下面。但橋下面沒有可以放炸藥包的地方，他就那麼一個手舉起了一個那麼大的炸藥包，右手拉燃了導火索，然后爆炸了……”

爆破任務完成了，董存瑞犧牲了……王錦豐眼含熱淚地回憶。

“革命勝利后，當年我們村上一起參軍的28個人隻有5個人還活著，現在還活著的就我一個了。”立功無數的王錦豐總說，那些犧牲了的戰友是立了功的真正的英雄，他忘不了他們。

“戰友之間的感情，現在講起來心裡都很難過的，隻要我還在喘氣，就忘不了那種感情。”90歲的尚瑞堯，對這種“忘不了”的戰友情深有同感。尚瑞堯回憶1948年剛入伍時說，“班上的同志對我都格外照顧。急行軍訓練中，大家幫我扛槍、背手榴彈，還手把手教我射擊技巧。”在零下三十幾度的朝鮮戰場上，他和戰友互相把自己的腳放對方的肚子以取暖。更揪心的是，他曾眼見一個被燒傷的戰友，抓著腸子嗷嗷地叫“小尚！小尚！”尚瑞堯眼淚嘩嘩地流淚勸慰戰友不要緊張，戰友最終還是在他面前吐盡了最后一絲氣。

但在生死面前，尚瑞堯從沒有想過退卻。14歲入伍的“兵娃子”，因為年齡小，首長曾准備送他去延安學習，但他說：“我是戰士，就應該上戰場！“他鉚足了勁訓練，年紀小小的他竟在軍事技能比武中，以3彈29環的成績，奪得全連第一。

在1950年的朝鮮戰場上，他所在的志願軍鐵道兵團，得“一手拿槍一手拿鎬”。朝鮮的冬天，地面凍土層很厚，取土困難。17歲的尚瑞堯，靈機一動獨創了取土妙法，用鐵锨在鐵路兩邊取土坑上選取合適位置打深洞，用土時炸開凍土層，土壤就可以隨意取用了。因此，“美軍的轟炸一天都沒斷過，但我們的鐵路線也從未中斷過”，敵軍也稱他們鐵道兵為“不可思議的神兵”。

1951年9月，尚瑞堯到志願軍司令部匯報工作時，首長熱情招呼他為“小鬼”。

93歲的那振亞，也曾被首長叫過“小鬼”。1947年，那振亞參軍時，首長問16歲的他：“小鬼，打仗你怕不怕死？”“我不怕。”他的回答斬釘截鐵。之后，他經歷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衡寶戰役和廣西剿匪……在現實的戰斗中，他才明白了一句“不怕死”的承諾多麼重。

1947年冬季，在攻打吉林的一場戰斗后，那振亞接到了在部隊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掩埋52位烈士的遺體。那振亞來不及被血淋淋的場景震撼，他和另一名也就20歲的戰士必須盡快完成任務。部隊裡沒有棺材，他們隻得向當地鄉民借炕櫃。借用櫃子時，他們打條記賬，部隊還要償還給主人的。兩個人一天一夜沒有合眼，給烈士們裝殮。這時，天寒地凍，根本挖不了坑，所以櫃子沒法埋進土裡，於是他倆和鄉民們用車把“棺木”抬到村外的壕溝裡，再用雪覆蓋。他們又囑托鄉民們，等春天時，請他們將烈士們重新埋葬，入土為安。

沒有白布蒙蓋，沒有野菊花致哀，一層冰雪就無聲無息地宣示了52個人的告別。此后，那振亞從東北到關內，隨軍一路高呼沖鋒，隻為心中的信念：“不退縮，不動搖，勇往直前，一心一意干革命，勇敢投入到浴血奮斗的解放戰爭中。”77年過去，來自黑龍江的那振亞，已從一隻“東北虎”變成了湖南漢子，而他身上流著的血，始終是不怕犧牲的英雄血。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而今，黃中璜時不時地唱起《跟著共產黨走》的歌曲。“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黑暗，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

1949年，黃中璜在家鄉慈利解放時報名加入解放軍47軍139師。16歲的小伙子很快適應了軍隊生活。隨軍解放大庸時，他端著槍沖進大庸縣一中，逼得國民黨軍官投降。隨后，部隊繼續前行解放重慶。他表示難過的是，“我們遲去了一步，他們（國民黨軍）把江姐那一批人殺了。”從重慶回來后，47軍駐扎在湘西剿匪，黃中璜開始從事醫護工作。

赴朝參戰是黃中璜最難忘的一頁。在最慘烈的338.1高地拉鋸戰裡，幾個小時下來，黃中璜所在的連隊隻剩下帶傷的幾名戰士了。當他為受傷的老兵准備打麻藥時，老兵卻說：“你不要打，麻藥你留給其他同志打，我受得住。”黃中璜至今回憶起來都熱淚縱橫。這就是黨領導下的志願軍戰士。世界上哪有這麼偉大的黨呢？

今年98歲的抗戰英雄張慶功，是1942年3月成為太岳軍區獨立八團的一名戰士。

1943年2月的一天晚上，張慶功所在的連隊對日軍的運輸車隊打了一場伏擊戰，而他當時是個班長。第二天晚上，指導員陳文斌對他說：“你帶的這個班昨天表現很勇敢，打得很好，你願意加入共產黨嗎？”張慶功不假思索就回答：“共產黨是勞苦大眾的大救星，我當然想呀。”於是，立下鄭重的誓言，張慶功入了黨。第二天，他又奔赴前線。他沖在了最前面，耳邊響起一句口號：“沖鋒在前，退卻在后，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

有一次戰斗中，張慶功的連隊80多人，守在窯洞裡，此時子彈已打光，隻剩下幾顆手榴彈。前方兩三百個日本兵逼近，勸他們投降。“我們沒有一個投降，共產黨員不投降，不叛變！”張慶功和戰友們拿著手榴彈，做好了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准備，就在這時，援軍到了，張慶功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最重要的就是要絕對忠於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現在的一切，要堅定自己的信念，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91歲的劉瑛對年輕人如此諄諄教誨，手揚了揚，仿佛想抬起手來宣誓。

劉瑛的手，已經枯瘦，但曾經也靈活輕盈。她曾是電信局技藝精湛的優秀報務員，在嘀嗒嘀嗒聲中，一雙手飛速發報精准收報。她還曾是在鋼鐵廠值班，操作著高大的吊車，汗流浹背，吊送鋼水。

劉瑛充滿渴望地親手寫下一封又一封入黨申請書。她的大姐曾是解放軍孤兒院院長，在大姐的影響下，劉瑛從小向往著參軍、入黨、報國。從1949年16歲參加工作進入革命隊伍，到1979年48歲終於入黨，她的入黨申請書寫了30年。劉瑛的父親是一名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但這也讓劉瑛和家人有過被誤解。身為團支書的她，送了一批批團員入黨，而自己還在接受長久的考察。但這一切都沒改變劉瑛的信仰和忠誠。在正式入黨之前，她已做到了用黨員的身份要求自己——在從事報務工作時，她對黨忠誠，嚴守黨的秘密，當時家人從始至今都不知道她當年工作的具體內容。

入黨那天，她舉起了拳頭，帶領大家讀誓詞：“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擲地有聲的宣誓聲，在45年后仍在久久地回響……

“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當時有一股熱情，一定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是國家的需要，人民的呼喚。”1951年2月，1949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的黃厚瑜成了八千“天山湘女”之一，此時，她25歲，她毅然奔赴新疆。大家坐著敞篷車，奔波幾個月，穿過無人區，風華正茂的她們從此把青春獻給了新疆的大漠戈壁。

眼前是漫天黃沙，冬天氣溫低至零下40多攝氏度。姑娘們做的事，是頂著大漠烈日或戈壁雨雪去挖渠溝引水，打土坯建房，扛槍練體能……

1954年，部隊要辦小學，黃厚瑜率先報名，和另三位“湘女”一起籌建學校並擔任教師。她們捐出了自己所有的積蓄。沒有課桌椅，用土坯壘﹔沒有黑板，就在牆壁上寫﹔沒有教材，就自己編寫。從40個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開始，學校擴展至創辦中學。為了專心教學，黃厚瑜與丈夫張維彪約定放棄生育子女，她把全部心力放到了學生身上。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二師任教33年，她培養出3000多名優秀學子。

離休回湖南后，黃厚瑜和丈夫繼續致力於關愛青少年、幫扶病殘兒童的公益事業。離休40余年來，她一共拿出30余萬元資助上百名孩子圓了讀書夢。

1949年8月，李和初在岳陽參加革命，從此南征北戰，1958年又奔赴西北建水庫，永遠是黨指哪就往哪沖鋒，他知道，他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祖國和人民的壯麗事業。后來他肩負了特殊的重任：參與我國第一顆原子顆爆炸試驗工作。

“這是我國首次核試驗，史無前例，全靠自己摸索。”在化學兵學校學習過“三防”的李和初，任務是通過實測手段，收集核武器爆炸在各種條件下的數據，以了解其殺傷范圍、破壞程度等規律。

試驗的時候，工作人員離爆炸中心有十幾裡路遠，背向爆炸中心。待爆炸完了，聽到打鑼聲后，他們回過頭來，便看到騰空而起的蘑菇雲。此時，地面試驗員馬上開始行動。李和初和伙伴們立即開著摩托車，快速進入原子彈爆炸的中心點，拿出形如鋼筆的輻射檢測器，檢測每一個地段原子彈輻射量的高低，將試驗數據記錄收集起來，危險時時刻刻伴隨他，他義無反顧……

如今91歲的朱東生，16歲時加入解放軍。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他和戰友們正在西南行軍途中。大家歡天喜地，心想的是：“趕快解放全中國，加快建設新中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

20世紀50年代后期，朱東生被調至貴州深山中的一個生產導彈的兵工廠。工廠參與的工程基本都是保密項目，收信地址都只是個編號——061。被選去參與保密工程，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光榮的事。

70年代，朱東生到湖南長沙井灣子，為中建五局籌建建職工醫院。沒有人員沒有設備，他就從小器械到大設備的購買、運輸和安裝，全部自己學習畫設備樣本，再送到加工廠制作。在唐山大地震中，他前往援助，進行外科手術和心理疏導等工作，夜間在臨時搭的棚裡地上鋪點稻草就睡了。

“人民至上，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要落實在行動上，要時刻想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朱東生說。（趙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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