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湖南廣播電視台）出品，由湖南金鷹紀實傳媒有限公司（湖南金鷹紀實頻道）攝制，湖南省廣播電視局、長沙市文化旅游廣電局、中共哈密市委宣傳部、中共湘陰縣委、中共長沙市雨花區委等單位聯合出品的大型歷史人文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正在湖南衛視、芒果TV、金鷹紀實衛視等平台熱播。紀錄片以6集體量，真實地揭示左宗棠收復新疆這一我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全過程，再現了左宗棠所表現出來的高昂、激越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正氣。自播出以來，在行業、學界及觀眾中持續引發激蕩，收獲如潮好評。近日，中國外交學院原黨委書記袁南生撰寫題為“左宗棠是世界級的外事戰略家”的評論文章，高度評價“該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面肯定了左宗棠這位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也為大眾了解邊疆安全與國家統一提供了深層次的視角。”他同時認為：“左宗棠所處的時代，近代中國面臨著如何融入世界這個根本問題，左宗棠遠見的外事戰略和可貴的外交實踐，對中國近代外交轉型作出了獨到的貢獻。”

　　現將全文刊發如下：

　　近期，由湖南廣電推出的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正在湖南衛視熱播，對左宗棠愛國主義精神的關注度形成新的高潮。內容上，紀錄片《左宗棠收復新疆》不僅呈現了左宗棠“舁櫬出關”的壯烈場面，還詳細講述了他如何解決西征軍費糧草問題、如何改造武器裝備等細節。該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正面肯定了左宗棠這位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也為大眾了解邊疆安全與國家統一提供了深層次的視角。

　　左宗棠，字季高，號朴存，湖南湘陰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1812年），以舉人從軍立功，歷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他不僅是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且在對外活動和外交主張方面，在我國外交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史學界認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對國家領土貢獻最大的人物，就連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也這樣評價他：“左宗棠是近百年來世界上的偉大人物之一，他將中國人的視線擴展到俄羅斯，到整個世界。”

　　從戰略外交著想：

　　塞防與海防並重

　　1865年6月，中亞浩罕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浩罕市一帶）的阿古柏入侵新疆，不久佔據新疆大部，自立為“汗”，建國號為“哲德沙爾汗國”。俄國乘機佔據了伊犁，並與阿古柏偽政權簽訂了商約和邊界條約。英國正式承認阿古柏偽政權，給阿古柏提供軍事教官和大量武器，派出300人的使團攜女王親筆信到達“哲德沙爾汗國”的“都城”喀什，英國與阿古柏偽政權進一步締結條約后，在阿古柏佔領區享有種種特權。阿古柏偽政權成為了俄、英侵略和分裂中國的罪惡工具。

　　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東南海防出現新的危機。

　　在這種局勢下，清政府內部發生了“海防和塞防孰輕孰重”的爭論。這是涉及到中國外交和國防戰略的大討論。當時，塞防主要涉及到中俄關系，海防主要涉及中日關系。直隸總督李鴻章等認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裡，土地貧瘠，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裡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李鴻章看來，“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在塞防、海防兩者“力難兼顧”的情況下，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力表異議，指出：

　　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晉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向東萬余裡，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為綢繆者也。

　　左宗棠認為：“收復新疆，勢在必行。勝固當戰，敗亦當戰。倘若一槍不發，將萬裡腴疆拱手讓給別人，豈不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的主張，最終得到了朝廷支持。

　　1875年５月，左宗棠以64歲的高齡，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奉命督辦新疆軍務。團結西北各民族，指揮多路大軍討伐阿古柏侵略者，次年１月佔和闐（今和田）。英國見中國軍隊即將收復南疆，趕忙出面“調停”，要求清廷允許阿古柏殘部在喀什獨立建國，左宗棠義正詞嚴地駁斥道：“英人要想為他們立國，可以割英國的土地給他們，為什麼要拿我們中國的沃土做人情呢！”他收復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后，隨即上疏，建議新疆改設行省，以收長治久安之效。左宗棠收復新疆，是中國近代上最為揚眉吐氣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圖中最光彩的一筆。左宗棠借此進入了中國歷史上偉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當然，實事求是地說，“塞防”和“海防”之爭，是外交和國防戰略之爭，並非愛國與賣國之爭。李鴻章更多地注意日本在東海威脅的潛在性和長久性。左宗棠的貢獻在於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塞防與海防並重”的外交與國防戰略，主張“時事之宜籌，漠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塞防與海防並重”，在歷史上沒有先例，當時朝廷在財力上也確實難以負擔，若非左宗棠的遠見卓識、雄偉氣魄和非凡能力，朝廷很可能傾注於海防，難以把一部分資源用到塞防上，中國的版圖很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塞防”是延續了千年的中國國防傳統格局，這次爭論的結果，是第一次把“海防”提到了與“塞防”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李鴻章一生認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於西洋諸國”，“誠為中國永遠大患”，看到了日本等列強來自於海上的威脅，並且在后來不久在確定將海防作為國防的重中之重方面作出了貢獻，但他由此主張放棄塞防，當然是錯誤的。清政府最終還是採納了左宗棠“二者並重”的意見。

　　1885年，海軍衙門建立，海防外交也隨之成為外交重點。左宗棠和李鴻章為這一戰略重點的確立，分別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作出了貢獻。

　　從實力外交著眼：

　　談判與武力並舉

　　左宗棠意識到，沒有實力做后盾的外交，是軟弱的外交。他兼具軍人、文人的本色，不愧為文韜武略的政治家，在對外活動和主張方面，主張對外交涉和武力准備相結合，以武備作為外交的后盾。

　　左宗棠徹底擊潰阿古柏殘余勢力以后，除伊犁外，新疆其他地方已處於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怎樣處理伊犁這個問題，擺到了清政府，特別是處在第一線的欽差大臣左宗棠的面前。

　　當時，對怎樣處理伊犁問題，有三種態度：一是主張通過談判收回﹔二是主張用武力收回﹔三是主張伊犁戰略地位不重要，朝廷無暇顧及伊犁問題，不如放棄伊犁，集中力量處理海防問題。

　　1878年，清廷任命熟稔外交事務的五口通商大臣崇厚為出使俄國全權大臣，與俄國交涉歸還伊犁等事宜。崇厚剛愎自用，隻圖“收復伊犁”虛名，輕率地和俄國簽訂《裡瓦幾亞條約》，並未經旨准，就徑直離開俄國回國。崇厚所訂之約，不僅把伊犁以西、以南的重要地區全部割讓給了俄國，而且修改兩國邊界，承諾賠款，完全是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此約一出，歐洲輿論一片嘩然。這是一個外交失敗的典型案例。

　　以左宗棠為首的疆臣們以“失權太重”，猛烈抨擊崇厚一任俄國要求，輕率定議約章，喪權又失地，堅決反對崇厚所簽訂的《裡瓦幾亞條約》，左宗棠提出用外交和軍事兩手解決伊犁問題的主張：“先之以議論”，“決之於戰陣”。這就是一方面准備談，一方面准備打，先爭取談成，談不成就打。

　　李鴻章卻指出，崇厚有“全權便宜行事”之權，現已與俄國簽字，中國“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他強調中國外交，不能做理虧之事，如果中國不同意蓋印換約，極有可能引發中俄邊舋，“中俄接壤之處約萬余裡，兵舋一開，其所要求恐僅照現議而不可得者，況防不勝防”。故而請求朝廷盡快批准崇厚所簽條約，以免俄國人不高興。郭嵩燾閑賦在家，寫信給李鴻章向朝廷建議“國家辦理洋務，當以了事為義，不當以生舋構兵為名”，主張令崇厚“報捐充餉贖罪”，避免處罰崇厚而激怒俄國。

　　威妥瑪奉英國女王之名，出面請清政府“寬免崇厚之罪”，渲染“若《裡瓦幾亞條約》未獲批准，俄國將與中國失和”。

　　當朝廷就此征詢左宗棠意見時，左宗棠據理力爭回奏朝廷，義正辭嚴地駁斥那些外交家們一味妥協的謬論：

　　諭旨頗以先允后翻，曲仍在我為疑，宗棠愚見，地山（崇厚，字地山）雖以全權出使，而所議約章均須候御筆批准，是先無所謂允也。嗣奉御批，不得以后翻疑之，且俄自踞伊犁，隳我九城，久假不歸﹔納我叛逆，屢索不與﹔四縱逋寇，擾我邊境。此次地山出使與俄官議和，彼先以恩赦為請，比殷提督赍示張貼，俄官不許，且麾之境外，是俄先已啟舋，曲本在俄也。

　　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勢，勢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長，無理亦說成有理，勢所不存，則仰面承人，不能自為軒輊，有理亦說成無理，古今成敗之跡，大抵皆然。諭旨責令挽回補救，敢不盡心畢力，慎以圖之。惟事機轉圈，全在御批之准駁。

　　以目前邊事言之，論理固我所長，論勢亦非我所短。隻盼內外堅持定議，詢謀僉同，欽奉諭旨以與周旋，則先之口舌，繼以兵威，事無不濟。

　　清廷這才將崇厚革職查辦，正式照會沙俄，稱崇厚所簽之約“難以接受”，改派駐英法公使曾紀澤負責改約談判。　

　　與此同時，左宗棠積極部署兵事，命三路大軍並進，將欽差大臣行營移駐哈密靠前指揮，“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用兵車運著棺木，擺出與俄軍決一死戰之勢，呼應曾紀澤的外交談判。1881年初，《中俄改訂伊犁條約》終於簽定，中國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兩岸領土(霍爾果斯河以西和齋桑湖以東地區仍被沙俄割去)。左宗棠應詔赴京，任軍機大臣管兵部事務兼總理衙門大臣。左宗棠身為軍機大臣（曾國藩、李鴻章未擔任此職）既掌管國防事務，又領導外交事務，進入權力的巔峰。

　　1881年11月，左宗棠以東閣大學士（宰相）出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一如既往地從實力外交著眼，主張用外交和軍事並行的兩手辦法對付法國的侵略。他早就看出法國對越南的滲透對我國國防安全帶來的影響，提醒李鴻章說：“法人於越南早玩之股掌之間，意越南有以取之。惟其疆土日蹙，則粵、滇邊務亦宜借籌，南洋未可坐視。”1884年春，中法戰爭逐漸波及閩台地區，閩台地區成為中法之戰的另一重要戰場。中國面臨外交軟弱和軍事潰敗的雙重危機。

　　1884年6月，左宗棠奉召入京，再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爭后期，中國軍隊在陸路節節敗退，8月，法國艦隊在福州的馬尾軍港發動突然襲擊，福建水師全軍覆沒。左宗棠憤而抱病請纓，要求赴前線督戰扭轉敗局。1884年9月，清廷任命大學士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當時左宗棠已73歲高齡，且因常年征戰，疾病纏身，但他本著一顆愛國之心，爽快地挑起了這項艱巨任務。時上海出版的《申報》贊揚左宗棠謂“以閩防慷慨請行，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在左宗棠的周密部署下，包括湘軍在內的各路反侵略的援軍紛紛抵閩，並組成“恪靖援台軍”東渡台灣。此后，湘軍成為了台灣防衛力量中主要組成部分。法軍在台北鳥嘴峰、月眉山的進攻屢屢受挫，無可奈何。左宗棠飭令其部將王德榜、黃紹春率領“恪靖定邊軍”馳援越南戰場，與原任廣西提督、廣西關外軍務幫辦老將馮子材的軍隊內外夾擊侵略者，取得了“諒山-鎮南關大捷”，法軍在越南諒山的陸路戰場上也大敗。中國軍隊陸、海連捷，使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法國茹費理內閣垮台。

　　然而，令左宗棠沒有料到的是，遠離戰場的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悍然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叫停了形勢對中方頗為有利的戰爭。這是中國軍隊在戰場上取得重大勝利之后，簽訂的一個地地道道的喪權辱國條約，此舉極度反常，震驚中外。許多人認為是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絕后的奇聞。本打算乘勝殲滅侵略者將其趕出中國的計劃破滅，左宗棠領銜反對，說“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還預言“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一時間，全國輿論嘩然，群情激憤，弄得李鴻章狼狽不堪。

　　1885年9月5日，外交上無力回天的左宗棠含恨病逝於福州的欽差大臣任所，終年74歲。臨終前口授遺疏，略曰：

　　臣以一介書生，蒙文宗顯皇帝特達之知，屢奉三朝，累承重寄，內參樞密，外總師干，雖馬革裹尸，亦復何恨！而越事和戰，中國強弱一大關鍵也。臣督師南下，迄未大伸撻伐，張我國威，懷恨生平，不能瞑目！

　　在他去世前的一個月裡，左宗棠上奏清廷，建議台灣建省、設立海軍衙門。左宗棠去世后的當年10月１日，清廷詔令台灣建省，任命劉銘傳為台灣省首任巡撫。

　　從務實外交著手：

　　抗爭與妥協並用

　　左宗棠對外活動和主張的鮮明特征是他的務實，這種務實表現在他認為該強硬的時候應該一點也不含糊，在該讓步的時候應該一點也不猶豫。根據1858年《天津條約》關於“十年后修約”的規定，修約前一年，總理衙門發出“致各省將軍督撫修約書”和“條說”，要求他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並提出“所有此次修約，有可遷就者，有不可遷就者”。左宗棠認為在哪些方面可以遷就，哪些方面不可以遷就呢？

　　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不能遷就。在“販鹽”、“挖煤”、“銅錢”、“鐵路”、“內地設行棧”、“內河駛輪船”等問題上，不能答應列強提出的要求。他在總理衙門的信中，指出“欲存國體，必難盡協夷情，計惟有勉圖自強之方”。即不能完全滿足列強的所有要求，同時盡可能做到自力更生，避免仰人鼻息。他提醒朝廷不要因為解決燃眉之急而被洋人勢力滲透。他說：“我不求彼之助，彼無可居之功，尚可相妥以處，否則，舋端日積，何以善其后乎？”正因為如此，左宗棠主張自己修造輪船，自己造槍造炮。與其他洋務派不同的是，左宗棠牢牢抓住了主權。

　　對於列強謀求已簽條約之外的利益，堅決不能遷就。左宗棠認為，不遷就的底線之一就是“守定和約”。在這一點上，他和曾國藩、郭嵩燾等湘籍涉外大臣的意見是一致的。左宗棠認為，雖然列強“性貪而無厭”，雖然以前簽訂的條約，“迫於形勢，不得不然”，但“條約既定，自無逾越之理。然若於定約之外，更議通融，恐我愈謙則彼愈亢，無所底極。惟有遇事守定條約，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冀相安無事而已。”

　　在涉及民族尊嚴的問題上不能遷就。例如，英國領事在上海租界豎有“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左宗棠發現，下令侍衛將其立即搗毀。端坐在八人抬的綠呢大轎中的左宗棠，身穿黃馬褂，頭戴寶石頂戴，三眼花翎，手執鵝扇，面容飽滿，威嚴無比。此后只要左宗棠進入租界，租界當局立馬換上中國龍旗，外國兵警執鞭清道。再比如，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時處死了一些中國人向洋人示好，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國有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類！”

　　但是，左宗棠主張，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問題上，該妥協的應該妥協，因為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特別是對如下兩件事他認為應該妥協：

　　一是可以同意外國使節覲見中國皇帝時，不再行“三拜九叩”之禮。外國使節覲見中國皇帝的禮儀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外關系。由於長期堅持以“三拜九叩”之禮覲見，從英使馬噶爾尼於1793年覲見乾隆皇帝到同治初年，天朝大國從來視外國使節為“貢使”，外國則一直要求中國政府在接待外國使節方面與國際規范接軌。左宗棠的建議，意味著要中國放棄“中央王朝”的傳統思想，這對當時的清朝統治者來講，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心理障礙。左宗棠則認為：“自不必以中國禮法苛之，強其從我。”他提到1816年英國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時，因為拒絕行“三拜九叩”之禮竟然被驅逐出境這一事件，認為這實際上為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提供了借口：“英人舋端，實伏於此。”再也不能給外國人這樣的借口了。因此，他建議“彼族以見其國主之禮入覲”。

　　二是主張在向外國派出使節方面作出讓步。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列強一直要求中國派出正式的常駐外交使節。但是，中國向來隻習慣於萬邦來朝，視派遣使臣出洋為“有傷國體”的事情。左宗棠對此有一番評論，他說：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山川、政事、土俗、人情，總是細心調查研究，而我卻一無所知﹔駐京的外國公使們恣意橫行，而我卻不能加以指責。我們正好可以通過派遣使節到外國，看外國怎樣對待使節，這樣可以遏制外國公使們的專橫。針對當時派遣使節的缺乏人才、經費不夠等困難，左宗棠一一提出了應對之策。

　　左宗棠在收復新疆、積極抗法的斗爭中，體現了強烈的強硬外交的色彩，但是，這種強硬整體上來說不是蠻干，而是建立在冷靜基礎之上的。因為，他看到了中外力量嚴重失衡的這個基本現實，主張學習古人智慧，韜光養晦，“反弱為強，诎以求伸”，如“越勾踐於吳，先屈意下之﹔漢文之於南粵，卑詞畏之”，所謂“圖自強者必不輕視其鋒，不其然乎？”

　　縱觀左宗棠的一生，他不愧為將“屈伸”二字付諸實踐並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他一生中最輝煌的事業是收復六分之一的中華國土，其對外活動和外交思想，主要是圍繞這根主線而產生的。

　　左宗棠所處的時代，近代中國面臨著如何融入世界這個根本問題，而與此相適應，中國近代外交也面臨著如何轉型的問題。左宗棠為近代中國如何回答這個根本問題，作出了不可或缺的獨到貢獻。當時，世界上存在三大國際體系：朝貢體系、條約體系和殖民體系。朝貢體系是自漢代以來、由中國主導的東亞國際體系﹔條約體系是基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由西方主導的建立在主權國家平等基礎上的國際體系﹔殖民體系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是帝國主義所統治和控制的殖民地的總稱。鴉片戰爭以后，朝貢體系在列強的沖擊之下風雨飄搖，一步步走向崩潰。擺在中國面前的出路隻有一條：像日本一樣融入條約體系。否則就有可能像印度一樣，成為世界殖民體系的一部分，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中國最終沒有完全淪為殖民地，固然同中國人民開展的救亡斗爭分不開，也同中國近代的外交轉型有關。左宗棠遠見的外事戰略和可貴的外交實踐，對中國近代外交轉型作出了獨到的貢獻。（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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