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聚，嚴頌君把他的近作《互聯網的演進躍遷與善治善用之道》送給我，性情中人的我當場答應為之寫個書評，但冷靜下來后還是有點“后悔”，因為我不懂互聯網，無論技術層面，還是管理層面，都是真正的外行。出於“言而有信”的道德壓力，隻得閱讀起來，並查一些相關文獻作為參照。當我認真讀完全書，這種“后悔”逐漸消退，反而覺得應該寫點學習體會，畢竟我已經擁抱了互聯網，並深陷其中，多少有些感觸。

當互聯網以每秒百萬級的數據流重塑社會生產生活圖景，當數字技術在賦能發展與滋生風險的二元張力中持續演進，如何把握互聯網演進的底層邏輯、構建適配時代需求的治理體系，已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重大命題。嚴頌的《互聯網的演進躍遷與善治善用之道》，以十余載研究沉澱為基石，以中國互聯網發展實踐為樣本，在宏觀敘事與微觀剖析的交織中，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理解互聯網演進規律與治理智慧的窗口。這部著作雖然是多篇研究性論文匯集而成，但並非簡單的文章堆積，而是有理論與實踐自身的內在邏輯，並按作者的思考程序與敘述秩序而排列，將歷史縱深、現實關切與未來預判熔於一爐，既回應了互聯網何以改變中國的時代之問，更解答了中國何以治理互聯網的實踐命題，其理論性與思辨性在對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的辯証闡釋中盡顯。​

互聯網的演進從來不是技術單向度的線性升級，而是技術、制度、文化多重因素耦合互動的復雜過程。該著立足這一認知前提，將中國互聯網發展置於全球數字革命的坐標系中，梳理出一條兼具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演進路徑。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中國互聯網的躍遷始終與國家發展戰略同頻共振。早期的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到數字經濟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再到元宇宙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引發的產業變革，互聯網不僅是工具層面的技術應用，更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支撐。這種對互聯網戰略屬性的深刻認知，打破了傳統技術敘事中技術中立論的局限，揭示出在當代中國語境下，互聯網演進始終內嵌著“為國賦能、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不僅如此，該著更是從政治維度切入，論証了黨管互聯網這一原則的必要性。在意識形態斗爭尖銳復雜、網絡空間風險交織疊加的背景下，唯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確保互聯網發展不偏離正確方向，才能將技術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這種將技術演進與政治引領相結合的分析框架，既符合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客觀實際，也為全球互聯網治理提供了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

也許跟作者有倫理學的專業背景有關，該著將互聯網置於倫理審視之中。如果說對演進規律的梳理是該書的理論基礎，那麼對善治善用之道的探討則是其核心的倫理價值所在。互聯網治理歷來是世界性難題，自由與秩序、創新與規范、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始終存在，而中國在治理實踐中探索出的依法治網、綜合治理路徑，該著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作者通過研究如何加快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元宇宙中數據安全法律等問題，展現了中國網絡法治建設的問題導向與前瞻思維。一方面，針對網絡謠言、數據泄露、算法歧視等現實問題，強調完善法律法規體系，讓治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面對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帶來的法律空白，提前布局制度設計，防范潛在風險。這種當下治理與未來規制並重的思路，體現了中國互聯網治理的系統性與預見性。尤為重要的是，該著並未將“治理等同於“管控”，而是提出“善治”的核心在於平衡多元利益。也就是說，既保障網民的合法權益，又維護網絡空間的公共秩序﹔既鼓勵數字經濟的創新活力，又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風險。這種辯証的治理觀，超越了“要麼自由、要麼秩序”的二元對立思維，彰顯了中國治理智慧中和而不同的哲學底蘊。​

在探討“善治”的同時，該著對“善用”的闡釋同樣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互聯網的價值最終要通過“用”來實現，而“善用”的關鍵在於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該著深刻指出網民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群體，互聯網不僅是信息傳播的渠道，更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從“領導留言板”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到“政務新媒體”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務，再到“網絡問政”匯聚民智民力，中國互聯網的“善用”實踐，本質上是將技術優勢轉化為“為民服務”的治理效能。這種民本導向的互聯網應用觀，與西方部分國家將互聯網作為資本逐利工具、意識形態滲透載體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中國互聯網發展的人民性本質。同時，該著也不回避“善用”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如何彌合“數字鴻溝”，讓老年人、農村居民等群體共享互聯網發展成果﹔如何引導青少年正確使用互聯網，防范網絡沉迷與不良信息侵害﹔如何規范網絡商業行為，避免借技術之名行收割流量之實。這些問題的提出，既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的敏銳觀察，也為互聯網“善用”的深化提供了思考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該著並非脫離實踐的理論空談，而是將湖南網信事業發展的地方經驗作為重要案例，使“治用之道”的闡釋更具具象性與說服力。該著論述了湖南在網上正面宣傳、網絡綜合治理、數字產業發展等方面的探索。從打造主流媒體融合傳播矩陣，到構建“省市縣鄉”四級網絡治理體系，再到培育數字文創、智能網聯汽車等新興產業，湖南的實踐生動詮釋了“善治善用”如何落地生根。這種“宏觀理論+地方實踐”的敘事方式，不僅讓讀者更易理解中國互聯網治理的具體路徑，也為其他地區推進網信事業發展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此外，該著收錄的網絡法律法規應知應會內容，以及可掃碼學習的設計，更體現了該書理論性與實用性兼顧的特點，使其不僅是學術研究的參考讀物，更是黨員干部群眾“管網、治網、用網”的實踐指南。​

在數字時代，互聯網的演進仍在加速，治理的挑戰也將不斷涌現。該著的價值，不僅在於梳理了過去的發展脈絡、總結了當下的治理經驗，更在於為未來互聯網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的指引。該著強調，中國互聯網發展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既要吸收全球互聯網治理的有益成果，又要立足中國國情、堅守中國特色﹔既要擁抱技術創新的無限可能，又要始終保持對技術風險的清醒認知﹔既要發揮互聯網在推動發展中的“加速器”作用，又要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底線。這種既具戰略高度、又含實踐溫度的思考，為我們在數字浪潮中把握方向、應對挑戰提供了重要啟示。​

通讀全書，我們不難發現，該著本質上是一部關於如何讓互聯網更好服務於國家發展與人民幸福的理論探索之作。它以辯証的思維、系統的視角、實踐的導向，構建了理解中國互聯網發展與治理的完整框架，其理論性與思辨性不僅體現在對互聯網演進規律的深刻把握上，更體現在對“善治善用”之道的創新闡釋中。對於關注數字時代發展的研究者、實踐者而言，這部著作無疑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與實踐價值的重要文獻，它讓我們看到，在互聯網的演進與治理中，中國不僅在探索一條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更在為全球互聯網治理貢獻著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智慧與方案。​

期待嚴頌君在互聯網治理研究中不斷探索，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問世！（李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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