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聶茂著 團結出版社/2024年6月

春 歌

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的思想家，被譽為“東方黑格爾”。湖南作家聶茂花費12年時間創作四卷本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自2024年出版后，引發全國廣泛關注，長時間佔據當當網和京東圖書歷史類書籍排行榜前列。金秋時節，正值船山先生406年誕辰，春歌獨家採訪《王船山》一書作者聶茂教授，一同探尋這部巨著背后的故事。

明朝最硬核的血性男人

春歌：聶教授好！首先，熱烈祝賀您的長篇小說《王船山》橫空出世。在近些年的文學界，像《王船山》這樣一部四卷上百萬字的長篇小說極為罕見。聽說您花了12年時間，數易其稿，真可謂心血之作，當然也是扛鼎之作，真的不易。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力量驅使著您來寫這部書？

聶茂：非常感謝您的關注。我寫這部小說，確實是拼了命。賈平凹說一部《廢都》寫“廢”了他的身體。我寫《王船山》，也寫“殘”了身體——現在經常失眠。船山先生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既不像二月河的帝王系列，也不像姚雪垠筆下的李自成或熊召政筆下的張居正等歷史名人，更不像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等湖湘風雲人物，他們每個人本身就充滿傳奇，在百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

《王船山》出版后，我請唐浩明老師批評。他讀后非常驚訝，說我“走進了船山的學術世界與精神領域，是船山的異代知己與杰出傳人”。這當然是鼓勵與鞭策之語。

我為什麼要挑戰這麼一部高難度的小說？最直接的誘因是：2012年我成功申報到了“王船山傳記”這一國家重大文化工程項目，經過4年的努力，其結題成果《天地行人：王夫之傳》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反響良好。《王船山》隨后入選湖南作家協會首批“湖湘歷史文化名人”長篇原創小說項目。

原以為寫了傳記再寫小說不難，然而，當我著手小說創作時，才發現困難重重。傳記與小說是完全不同的藝術門類。傳記可以沒故事，但小說一定要有故事，而且是非常精彩的故事。我反復查找、閱讀和整理資料，文獻越多，船山先生的思想越豐富，精神越卓拔，境界越高遠，我的心裡越迷茫，多次想要放棄。

然而，船山先生飢寒交迫，漂泊流離。他夜以繼日地寫作，既無稿費，又無名氣，也不能出版，還要冒著被清廷追殺的危險，是“明朝最硬核的血性男人”。他“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文化擔當，以及“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浩然正氣，激發我探尋其為什麼這樣做。中華數千年歷史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正是有船山先生這樣的人義無反顧地承繼、賡續與創新。船山先生為中華文明續命，我不僅要為船山先生立傳，更要為船山思想續命，讓更多的人看到船山先生的音容笑貌，得到船山先生的精神滋養。

羅曼·羅蘭說過：世界上隻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它。船山先生傳承中華文化，源自一種熱愛。我有生之年，要持之以恆地傳承船山思想、弘揚船山精神，這既是一種熱愛，更是一種文化接力。這就是我的動力所在。

春歌：《王船山》出版之后，好評如潮。我注意到那些評論文章，大多是基於王夫之的哲學大師和文學巨匠的身份定位來展開的，屬專家解讀，學術性很強，可能推廣性不足。我更願意從平民視角來讀這部小說。我認為，如果把王夫之從文化、歷史和哲學中還原到現實生活，他就是吃五谷雜糧、有七情六欲的普羅大眾，這樣的人生故事才更具普遍性價值和意義。所以，這次訪談，我想請您從平民化的視角切入，給讀者做一些更具煙火氣的解讀。或者說，您認為王夫之的思想，對普通老百姓過日子有什麼樣的啟示？船山精神的最大價值是什麼？

聶茂：船山精神的最大價值在於他把最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把最平凡的日子過成了最不平凡、最驚心動魄、最燦爛輝煌，他將高深的哲學思考融入日常生活肌理，把日復一日地書寫藏進時間的褶皺裡，以此對抗破敗的世界，鍍亮平庸的靈魂，成為最好的自己。

除了極短的童年時光，船山先生的一生都在苦難中煎熬。他一再被追殺和被放逐，與茨維塔耶娃所說“詩人生來都是被放逐的”形成強烈的跨時空共鳴。我讀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記》中的“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時，我頓時想到船山先生，我的心被震撼了，被撕裂了，我淚流滿面。船山先生在家破國亡中忍受著無邊無際的苦難，他仍以“活埋”精神激勵自己：“只要星光沒有熄滅，天空永遠都是敞開的。”

船山先生告訴我們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從容，如何用進取對抗消沉。他提出“理在氣中”，揭示了日常生活的智慧：在柴米油鹽中體悟大道，在平凡日子裡修養心性。“日用飲食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處。”面對困境不怨天尤人，面對誘惑要守住本心，在有限條件下創造最大的價值。真正的幸福在於內心的充實與安寧。這種在平凡中見偉大、在簡單中得自在的生存智慧與生命哲學，對焦慮的當代人而言，無疑是一劑良藥。

春歌：我是以每晚三五十頁的速度，花了個把月才讀完《王船山》的。坦率地講，讀得不深，也讀得不透，但我讀出了王夫之一生的悲情與苦難。他一生四個階段就是四種狀態：少年苦讀，青年趕考，中年逃命，晚年著書。應該說，他的每個階段都沒有實現他的預期，即使晚年完成了煌煌千萬字的著述，但當時並沒有，也不可能公開出版發行。您如何評判王船山一生的成敗？

聶茂：船山先生的一生正如笛卡爾所說：“知識越多，悲傷越多，大智慧裡藏著大痛苦。”

若以世俗成敗論，船山先生確實充滿遺憾與未竟之志。若以精神價值論，他是中國文化史上“卑微的偉大者”與“失敗的勝利者”。表面看，他每個階段都是挫敗。但正是這些“失敗”，造就了他思想的深度和人格的高尚。“士君子之處世，不以時之盛衰易其志。”船山先生的千萬字著述，生前未能廣泛流傳，卻如埋下的種子，在歷史土壤中生根發芽，最終長成參天大樹。這種“正義的回聲”，是船山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的精神凱旋。他的肉體消失了，但他的思想“復活”了，成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巍巍船山，這是湖湘文化之幸，更是中華文化之幸。

春歌：您的小說不僅生動傳神地刻畫了王夫之坎坷曲折的一生，也刻畫了以李國相、夏汝弼、曹伯實、郭袞冕、唐克峻、管時求等為代表的衡州學子群像，他們經綸滿腹，功名在身，但由於生逢亂世，大多懷才不遇，最后結局大多很淒慘。我讀后，一個強烈的感受是：一個人即使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如果沒遇上好平台，沒趕上好時代，也是枉然！您覺得是這個理嗎？在當前國家興旺發達的大好時代，您覺得還會有人懷才不遇嗎？

聶茂：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深思，我想從三個方面談一點淺見。

首先，關於“平台”與“時代”的關系。船山先生及其衡州學子群的遭遇告訴我們，個人才華需要與時代同頻共振。越是好的時代，好的平台就越多，個人的才華也就越能展示出來。但時代不是決定平台的唯一因素，許多人在很好的時代也一事無成。

其次，每個時代都有懷才不遇的人。所謂“不遇”的目標是什麼？僅僅是當官或掙錢嗎？如果這樣，那麼，當多大的官、掙多少的錢才算不枉才、不屈才？另一方面，所謂的“懷才”，懷的是什麼樣的“才”？這個“才”的標准是什麼？讀了幾天書，識得幾個字，就是“才”？或者，考上秀才、得了舉人、高中進士就是“才”？每個人的目標不一，追求不同，看待平台的標准各異，對成功或幸福的認知也就不同。因此，平台與時代並不是個人成就大小的測量器。

最后，與其說“生不逢時”，毋寧說“志不逢時”。所謂“有志無時”，講的就是這個意思。這個話，宋代詩人陸文圭也寫過：“天既生才宜用世，士多有志不逢時。”船山先生及其衡州學子群中絕大多數人完全可以憑借個人才華與智慧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過上很好的生活，但他們不為所動，堅持初心，相互激勵，成就彼此。

文化守夜人與“有根的靈魂”

春歌：老百姓大都有英雄情結，也普遍認為亂世出英雄。您筆下的衡州學子們生逢亂世，大半輩子都在與強敵抗爭，與命運抗爭，事跡可歌可泣，品格可圈可點。可當我想對他們作出評價時，“英雄”與“腐儒”在腦子裡交相閃現，有點糾結，無法定論。您覺得他們是英雄還是腐儒？為什麼？

聶茂：我不贊成用“英雄”或“腐儒”來評價，這樣的標簽容易遮蔽這群平民英雄最珍貴的生命價值。船山先生及其衡州學子們展現的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品格，是逆勢而行的精忠報國。他們並非不知時勢已去，卻依然選擇堅守。這種堅守，與其說是對現實的抗爭，不如說是對文化道統的守護。

船山先生在《讀通鑒論》中明確表示：“士君子之守，守其所當守，非為功名也。”這種超越功利的精神自覺，正是中國傳統士人最動人的特質。他們的價值不在於世俗的成敗，而在於用生命詮釋了“文化托命人”的擔當：在文明斷裂處維系精神火種。這種選擇，既非英雄豪杰的壯烈，也非腐儒文人的執念，而是深刻的文化自覺。這種堅守或許不合時宜，但正是這種不合時宜，構成了中華文明延續的內在動力。

春歌：王夫之是學界公認的歷史學家，可他對清興明亡、政權更替這種歷史周期率問題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至死不接受，甚至不承認清朝替代明朝這一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和事實，以至於后半生都活在顛沛流離的逃命狀態中。您覺得這對王船山歷史學家的身份定位算不算一個矛盾？

聶茂：這個問題觸及歷史認知與價值堅守之間的深刻張力。船山先生作為歷史學家的矛盾性，恰恰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典型的精神困境。

小說《卷四》寫到，衡州知府劉進忠說：大清王朝統治天下已四十余載，難道不許他們有自己的規制、自己的學府、自己的科考？他們之所向、所求或所學，不正是將黃帝、堯、舜、湯、文、武、周公以降至秦皇漢武直至大明王朝一直視為道統的孔孟學說和儒家思想賡續、傳承並發揚光大麼？明朝的許多能吏大臣，不都成了清廷的馬前卒或座上賓嗎？清廷有氣度接納他們，這些能吏大臣也繼續自己的“內聖外王”那一套﹔清廷擁有了自己的天下和皇權，這些能吏大臣擁有了自己的舞台和飯碗，不是各有所需，各得其所嗎？

但船山先生反問道：從大明王朝到大清王朝，那麼多的流血犧牲，那麼高的驚濤駭浪，那麼深的漫海仇恨，都被歲月抹去了嗎？盡管如此，船山先生最終還是在極其矛盾的心態中“放下”了。臨終前，他將南明朝行人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枕邊，既不穿戴，也不藏起，這就是對清廷的和解，也是對自己的和解。

船山思想的價值不在於他是否准確預見了歷史走向，而在於他展現了知識分子在歷史轉折處的精神姿態——迷惘后的清醒與彷徨中的堅定。這種姿態提醒我們：真正的歷史洞見，不是對流行的觀點亦步亦趨，做膽怯的“鸚鵡”﹔而是對主流敘事保持警醒，做勇敢的“刺猬”。

春歌：《王船山》中的琴、棋、書、畫四姐妹，個個才貌雙全，風華絕代，但命運多舛，紅顏薄命。這是我國傳統小說和戲劇中較為常見，也較為俗套的故事。我很好奇，是王夫之真的有四位這樣的表妹，還是您為了豐富小說情節而虛構的？如果是虛構，有沒有必要虛構四個？我在閱讀中感覺有點眼花繚亂。我認為虛構一位就足夠了，比如善棋，也隻有善棋，因為做過永歷帝的妃子，對王夫之的人生才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在小說中才顯得不可或缺，其他三姐妹似乎可有可無。您怎麼看？

聶茂：小說《王船山》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有230多位，其中虛構的重要人物大約20多個。作為船山先生的表姐妹，琴棋書畫四姐妹確實是我的藝術虛構，她們像是小說的四根柱子，支撐起小說的整個大廈。如果隻有姜善棋，許多內容沒法展開。隻有四姐妹全部登上舞台，這台大戲才能夠一幕又一幕，懸念迭出，步步驚心。四姐妹推動了小說的演繹和情節的發展，提升了敘事的緊張度和精彩度，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

姜思琴最終雖與曹一凡相伴終老，成為船山先生一生為數不多的見証者，但她歷經親人離散、家國顛覆，其幸存本身即是對“脆弱美好如何於亂世存續”的深刻隱喻。她不僅是歷史的旁証，更是船山先生“命與德”之辨的生動注釋，以她的善終，反襯出姑父姜德明所言“命不強求”的人生體悟。

姜善棋被管時求所殺，其驚天悲劇觸發船山先生對“人性善惡”的哲學追問。她曾身陷宮廷，日日警醒，處處小心，她的智斗、謀斗、權斗等種種“困斗”，讓船山先生對南明王朝徹底絕望。她的死不僅是個人的不幸，更是整個時代道德潰敗的縮影。

姜曉書出家為尼，號清玉，這是精神性的自我放逐。她並非消極避世，而是在信仰與理性之間尋求安頓。她的選擇，與船山先生在儒釋道之間的思想掙扎形成某種呼應。

姜若畫的自殺，是對最美愛情摧毀后的強烈控訴。她與船山先生的摯友夏汝弼彼此深愛，卻因戰火各奔東西。夏汝弼尋她九死一生，姜若畫尋他也千辛萬苦。夏汝弼絕望之下在九嶷山下做道士，直到生命終結，仍覺自己配不上姜若畫純粹的愛。而姜若畫被迫進入水東江凝香館，最終化蝶而去，也是死不瞑目。

琴棋書畫的群體塑造還有更深一層考量：通過四位才女與船山先生及衡州學子群的足跡相疊、愛恨交加、精神互動，展現船山先生對明末之際女性命運的獨特思考，是船山先生女性觀、倫理觀、生命觀的重要映照。四姐妹就像四面鏡子，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主人公復雜的思想格局與精神境界，她們共同構成了這部作品不可或缺的敘事引力、情感推力和美學張力。

春歌：小說中王夫之的人生軌跡，讓我關注和思考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家學、家教、家風對孩子成長的影響。武夷先生博學、剛正、執拗、迂腐等特質和性格，對王夫之兄弟三人影響很深，以至於武夷先生的命運與王夫之兄弟的命運如出一轍，您認為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對當下孩子的家庭教育有什麼啟示？

聶茂：船山先生的家學、家教、家風源自祖傳的鄉約民俗，細雨煦風般浸潤著王家人的日常生活。父親將博學、剛正乃至執拗的性格言傳身教留諸后人，作為桂王府老師，父親竟“羞於提及”。這種家學滋養出的氣節、操守與學識，讓船山先生成為“聖賢學脈”的文化守夜人就在情理之中。船山先生的后人雖然沒有做大官或發大財者，但都是當地大儒，設壇講學，澤被后世。王夫之兄弟從父親身上繼承的，不僅是書本學問，更是面對亂世的態度和立場。正是由於王家后人的一代代努力，最終讓我們見識了船山思想的萬丈光芒。

王氏家族的故事啟迪我們：教育的真諦在於培養“有根的靈魂”。這個根，既是文化認同的識力，更是價值選擇的定力﹔而靈魂的自由，體現對復雜人性的包容與理解，確保家學的精神外衣既能抵御風寒，又能伸展自如。

永不投降的愛國者

春歌：當前，有部小說叫《長安的荔枝》，很火，很叫座，據我所知，很受公務員的歡迎。小說的主人公是個小吏，讀他的故事常讓人會心一笑。這讓我想起一句話：歷史與現實總是驚人地相似。這種相似，其實是一種互通與共鳴。您覺得《王船山》能給讀者帶來怎樣的互通與共鳴？

聶茂：《長安的荔枝》很受公務員歡迎，是因為從小說主人公的遭遇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樣，《王船山》講的是明清易代之際知識分子面臨的考驗與選擇，裡面也藏著每個當代人都能體會到的人生況味。

小說中，船山先生像“認死理”與“不開竅”的“職場笨人”。清廷讓船山先生剃掉頭發，以示歸順，他寧願出逃、寧可死也要留著明朝的發型。當別人忙著升官發財，船山先生選擇回老家種地、讀書，他把破草堂變成“個人工作室”，過著自己的“慢生活”，日復一日經營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面有許多詩詞歌賦，天文地理，活脫脫的百科全書。其人生感悟的金句更俯拾皆是，如“相信就能看見”“上馬殺敵下馬讀書”“有心報國，處處可為”“不畏死，更貞生”“無憂是有，無慮是福”等等。雖然當時的粉絲隻有兒子、媳婦和少數幾位親友，后來卻是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和外國人。

《王船山》能引起讀者的互通或共鳴在於：三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和今天的官場或職場面臨同樣的難題：要飯碗還是要骨氣？隨大流還是做自己？船山先生用行動做出了示范，這也是許多讀者說的，他們讀出了辛酸，更讀出了淚水。因為在靈魂深處，我們抱有同樣的情感濃度。

春歌：嚴肅小說相比通俗小說，傳播起來更難，尤其在平民百姓中傳播更難，拍成電影或電視劇是很好的推介方式，尤其是當下的微短劇，風頭正盛。您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和打算？

聶茂：您提到的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傳播差異，在我看來，本質上是注意力經濟的差異。船山先生如何突破學術圈層，觸達普羅大眾？影視化改編是必由之路。船山先生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史詩：他組織抗清、著書立說、隱居著述，在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的碰撞中，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性、勇武與擔當。由我撰稿文學腳本的4集大型紀錄片《船山先生》在湖南衛視和芒果TV播放后引起巨大反響，這充分証明：嚴肅文學通過視聽語言的轉化，完全可以產生震撼人心的傳播效果。

微短劇的興起也為嚴肅文學改編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用年輕人喜歡的方式，拍攝船山先生日常生活中的閃光點，把船山先生的故事拆成100集單元劇，從“永不投降的愛國者”這樣的人設入手，“草堂裡的思想巨人”“明朝高考更內卷”“大明公務員的最后一班崗”“寧死不留辮子的硬漢”等等，15秒一個反轉，30秒一個沖突，45秒一個高潮，最后10秒再留個懸念。每集三五分鐘，不說教，不煽情，以高密度、快節奏、多細節鋪陳故事，每集結尾加個“船山小課堂”，用他的金句點題，做成爆款短視頻系列，適合手機傳播。

傳播船山思想，弘揚包括湖湘文化在內的中華優秀文化，不是一個人或某個單位的事情，而是全體中國人的事情。無論是電影、電視或微短劇等新媒體形式，我都盼望有遠見、有實力、有擔當的投資方滿懷信心地投入其中，我願竭盡所能，貢獻自己的光和熱。

春歌：我在閱讀《王船山》過程中，發現書中有不少地方出現大段大段文言文或准文言文。四卷本小說本來就很厚重，一般讀者望而生畏。目前許多經典小說也常常用三分鐘的短視頻來介紹，您為什麼要逆勢而為，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在人工智能時代，您對自己的創作有過焦慮嗎？您能給碎片化時代的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提點閱讀建議嗎？

聶茂：這樣做，至少有三種考慮：一是讓讀者感受原汁原味的歷史情境與生活氛圍﹔二是向極具辨識的寫作高度發出挑戰，目前還沒有任何一部歷史小說是用這種方式書寫的﹔三是重振漢語的“雅正之美”。這種逆勢而行，也與船山先生的言行、志趣和學術品格相一致。

說到AI時代，我一點不焦慮。人工“智能”與人腦“智慧”是兩回事。“人工智能”是“技術”，不是“腦力”勞動，仍屬於“體力”而非“智力”，它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幫助，提高工作效率。但它做出來的“作品”千人一面，缺乏溫度和情感，技術痕跡和機械格式非常明顯。一流的創作需要靈感，更需要“智慧”和“智力”。真正具有競爭力和創造力的精神產品是AI技術永遠也學不會的。

碎片化時代，美好的閱讀就是最好的“強力膠”。切記：“流行與速朽同行，淺閱讀與無營養相配。”我建議大家除了讀紙質版經典原著外，還要讀一些有挑戰難度的“大部頭”，且多讀幾遍。你慢下來，一字一句地讀。經過“含英咀華”和“細嚼慢咽”，你會感受書中的每一個細節變化、每一行語言節奏、每一種情緒爆點，像花兒在你的凝視中緩緩綻放。你能嗅到周身的芬芳，看見落日的美好，體味世間的繁華與蒼涼。堅持每天讀幾頁，你翻書的聲音隨著黃昏的心跳與書中的遠方疊在一起，你會不知不覺，過濾文化垃圾，清理精神污泥，疏通情緒堵塞，最終擁有真正的詩意人生。

聶茂近照

受訪作者簡介

聶茂：男，湖南祁東縣人。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中南大學文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著作數十種，多部作品被譯介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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