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5日。立夏。南風薰，萬物生。

四千多年前，“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

舜，號有虞氏，史稱“虞舜”，中華民族人文始祖。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史記》贊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並寫下：“（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舜帝陵，位於今湖南省永州市寧遠縣九疑山舜源峰下。

萬山朝九疑。

道統傳千年。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記載了這場神聖的傳承。

這一記載也被后世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家視為“道統”傳承的核心原型與經典依據：堯禪位給舜，告誡舜“允執其中”，即“真誠地堅持中正之道”﹔舜又以“允執其中”告誡禹。“允執其中”后來增衍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南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此大力推崇，定為堯舜禹聖賢心傳，成為宋明理學核心綱領。

孔子的孫子子思在《中庸》裡強調：“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意思是說，孔子遠承堯帝、舜帝之道，近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直接奠定后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譜系。

子思的再傳弟子孟子以孔子唯一傳人自任，他在《孟子 離婁下》中論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仁道相傳。”又在《孟子 滕文公下》自我期許：“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三聖”指禹、湯、文王）孟子宣示自己的“承聖”之志，暗含“孔子——孟子”的接續意識。

唐代，韓愈作《原道》，強化道統譜系：“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韓愈的《原道》，其實是一場思想宣言。正如錢穆所言：“韓愈《原道》之出，猶如暗夜燈塔，照亮了儒學重返歷史中心的道路。”

北宋，湖南道州人周敦頤橫空出世，著《太極圖說》《通書》，對儒家道統產生了革命性影響。此前，韓愈道統論側重“仁義”傳承﹔周敦頤則注入宇宙論（太極）與心性論（誠），使道統成為兼具宇宙秩序與道德實踐的完整體系。

南宋初期著名理學家、湖湘學派的實際開創者胡宏，為周敦頤《通書》作序，將其定位為孔孟之后、二程（程顥、程頤）之前的關鍵人物，稱其“啟程氏兄弟不傳之學，功在孔、孟之間”。

胡宏最杰出的弟子、湖湘學派核心人物張栻，將周敦頤定位為“孔孟之后千年道統復明”的啟端者，他在《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宣稱：“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后，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孔孟之意於以復明。”更斷言：“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直接跳過漢唐諸儒，將周敦頤置於直承孔孟的地位。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二程的四傳弟子朱熹自福建抵潭州（今長沙），與張栻論道於岳麓書院，史稱“朱張會講”。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建岳麓書院記》中總結“朱張會講”的歷史意義時有感而發：“自此之后，岳麓之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朱張會講”后，朱熹接受張栻觀點，全面認同胡宏、張栻對周敦頤的高度評價。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完成《伊洛淵源錄》，將周敦頤列為道學宗主，構建完整師承鏈條。

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為韶州州學內新建的周敦頤（濂溪先生）祠堂寫記：“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他高度推崇周敦頤“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的歷史地位，將其確立為宋代理學的開創者。

由此，經朱熹系統化建構，周敦頤成為宋明理學不可動搖的起點，穩居孔廟“先儒”首位。正如清代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全祖望所言：“晦翁（朱熹）推尊濂溪，再造道統。”

岩岩九疑。

湯湯濂溪。

巍巍岳麓。

湖湘大地以其跨越四千年的文化傳承，雄辯地証明：這裡，不僅是中華道德文明的偉大開端，更是其歷久彌新、再造乾坤的磅礡力量所在。

萬山朝舜。

斯文在茲。

此刻，永恆的南風與弦歌，正是時間與人心對那份開自上古、光於后世、立在湖湘的“明德”與“斯文”，最深沉的致意。（趙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