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第四屆湖南中國名酒節暨武陵酒超級品牌日落地長沙橘子洲頭，湖湘文化學者譚伯牛上台深度解碼了湖湘文脈與白酒基因。以下是他解說的內容：

今天，是武陵酒超級品牌日，與諸位在酒香和江色之間相逢，我感到十分高興。

談到湖湘文化，很多人第一反應，往往是“霸得蠻”“耐得煩”。但坦率地說，這其實既不是湘軍真正的歷史特點，也不是湖湘文化真正的精神底色。

湖湘文化的深處，從來不只是性格，而是一種歷史意識。

八百年前，朱熹從我們身邊經過。渡湘江，登麓山，與張栻講學論道——史稱“朱張會講”。

他走遍江南，可隻有湖南，才是他願意托付一身所學的寶地。

理學的流行，是南宋以來中國歷史最重要的一條精神脈絡。而理學首先在湖南扎根、生長，也意味著湖南——這個三千年來在國史上長期沉默的后進地區，即將在中國近代史的謝幕演出中，登上舞台。

三百年前，明朝滅亡。王夫之抗清失敗，隱居衡陽石船山，后世尊稱“船山先生”。

在他之前，沒有任何一個湖南人，能夠像他一樣，把高明的學問、曠逸的才情與高貴的品德，集乎一身。

他后來成為湖南讀書人的精神偶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他的著作，一直到他去世將近兩百年后，才公開刊行。而《船山遺書》序言作者，正是曾國藩。

這中間，其實藏著一條非常清晰的精神線索。

一百多年前，曾國藩組建湘軍。隨后，在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慘烈的內戰中取得勝利。

於是，湘軍崛起。湖南崛起。湖南人第一次大規模進入國家權力中心。

而我們今天所說的“湖湘文化”，也正是在這個過程裡，逐漸形成它真正的歷史形態。

更重要的是，湘軍並不只是打仗。

就在戰事尚未結束的時候，曾國藩和他的同事們——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沈葆楨——已經開始推動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嘗試。

安慶內軍械所、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官派幼童赴美留學……

這些中國近代工業、教育與外交的開端背后，幾乎都能看到湖南人的身影。

這裡，有一個極其迷人、也極其深刻的歷史悖論：

他們共同主持了中國傳統秩序的“謝幕演出”。

他們絕對不是革命者，他們是典型的保守主義者。他們真正想做的，是在天崩地解的時代裡，盡可能地保全華夏文明。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最后一批最有底蘊、也最堅定的傳統士大夫，反而是最早開始學習現代世界的中國人。

他們辦洋務、建船廠、修鐵路、開礦山。他們不是因為熱愛西方才去學習西方，而是因為他們太想挽救中國。

中國第一批真正與工業革命后的新世界對話的人，幾乎都來自湖南。

所以我才說，霸得蠻、能打仗，並不是湖南人在近代史上的特殊之處。

真正的特殊之處在於，晚清的湖南人，同時站在了兩個世界的交界處——

一隻腳，深深地扎根在傳統的中國﹔

另一隻腳，已經勇敢地邁向了現代世界。

他們，是舊時代最后的守護者，也是新時代最早的開門人。

這，才是我們今天仍然要談論湖湘文化的意義。

它從來不是一種封閉的、排外的、隻供懷舊的地方文化。它始終具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意識、現代意識與世界意識。

今天，中國正在經歷又一次深刻的轉型，世界也處於巨大的變動之中。我們都在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地方與全球的關系。

而湖湘文化的經驗，恰恰能給我們啟發。它告訴我們：

真正有生命力的傳統，不是拒絕世界，而是與新世界對話﹔

真正偉大的地方文化，不是停留在地方，而是參與國家的命運﹔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簡單復古，而是在歷史的縱深中，持續創造。

從這個意義上說，武陵酒，其實也承擔著一種文化責任。

它不僅僅是要釀造一杯好酒。它更應該保存一種地方精神，一種歷史記憶，一種人與世界之間，最深沉的關聯。

湖湘先賢之所以值得紀念，湖湘文化之所以值得討論，不僅因為他們曾經改變中國，更因為，他們始終敢於面對新的世界。

而所有的好酒，也是這樣。它來自時間，經過沉澱，最終與人心相遇。（通訊員 何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