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頌》在西班牙演出時，譚盾進行指揮。 　　受訪者供圖

《慈悲頌》演出海報。 　　資料圖片

《慈悲頌》專輯封面。 　　資料圖片

敦煌石窟中講述九色鹿故事的壁畫。 　　資料圖片

　　《敦煌·慈悲頌》（以下簡稱《慈悲頌》）是我以敦煌石窟為靈感、歷時6年創作的交響樂作品。在浩如煙海的敦煌壁畫中，我選擇菩提樹、九色鹿等故事，將它們從壁畫變成音樂，讓人們聽見敦煌之美，聽懂樂曲中蘊含的東方之韻。2018年在德國首演以來，《慈悲頌》已在澳大利亞、美國、英國、阿聯酋、意大利等10余個國家巡演，還將被改編為歌劇作品。

　　今年，《慈悲頌》應邀來到西班牙。5月8日至10日，我與西班牙國家管弦樂團和合唱團合作，在馬德裡國家音樂廳連續演出3場，場場座無虛席。演出結束后，我們在觀眾的掌聲中一次次返場謝幕。對於這樣一部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作品，現場觀眾——尤其是許多年輕觀眾——表達出的熱情與沉浸，讓我感動、欣慰又振奮。

　　情感共通

　　創作共融

　　這是我時隔16年再次來到西班牙演出。2010年，我曾在這裡演出《武俠三部曲》。西班牙方面的負責人告訴我，他們對那場演出記憶猶新，聽到《慈悲頌》后，又被遙遠美麗的東方故事深深打動，希望讓更多西班牙觀眾聽到這部“中國敦煌之聲”。聽到這些，我幾乎沒有猶豫，決定再赴西班牙。

　　抵達馬德裡后，對方的精心籌備讓我十分震撼。《慈悲頌》的唱詞包括以中文和梵文寫成的佛經和中國古典詩詞，合唱團的100名西班牙歌唱家，竟能以極為標准的發音演唱這些唱段。西班牙朋友對我說，他們專門邀請了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的漢學家，共同參與語言和文化准備工作。

　　在我的音樂交流中，很少感受到“文明隔閡”。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中國故事在異國土壤重新生長，是不同文明碰撞激發出的藝術生命力。文化背景不同當然會產生理解上的差異，但只要找到情感共通點，就能在共同創作中不斷靠近，在一次次排練和交流中建立默契。

　　上次來西班牙演出，當地音樂家問我什麼是“上善若水”，作品中的湘江和洞庭湖又意味著什麼。我沒有直接解釋，而是用他們熟悉的文化經驗類比。幾乎每個民族都有“母親河”的概念，它們不僅滋養生命，也承載著人們對於故鄉、土地的共同記憶和深厚感情。比如西班牙的埃布羅河滋養廣闊的土地，塔霍河流經一個個歷史名城，它們早已成為西班牙歷史文化的一部分。我這樣講，他們立刻就理解了中國人對“水”的情感。

　　這次排練《九色鹿》時，我希望合唱團在結尾同時擊響中國碰鈴。很多人起初並不理解：百人同時演奏，怎麼可能不喧鬧雜亂？我讓他們從想象“敦煌壁畫裡的風”開始。這風並不呼嘯、凜冽，而是穿越千年、緩緩流動﹔碰鈴的聲音，如同這風將古老故事娓娓道來，自有一種以動生靜的力量。真正演奏起來，碰鈴聲果然異常沉靜、悠遠，整個音樂廳仿佛一同入境，與故事中的角色共同呼吸、心跳相連。

　　另一種親近感，來源於我們相似的生活經驗——西班牙人和中國人一樣，喜歡圍坐在一起分享食物。每次和當地朋友吃飯，桌上總會擺滿一道道小菜，讓我想起老家湖南那些潑辣熱鬧、充滿煙火氣的夜市。或許正因如此，西班牙音樂家們在排練中常常一點就通，很多音樂上的要求用生活細節打個比方，他們馬上就能抓住。我甚至會用“味道”去幫助他們尋找中文發音的感覺。哪一句需要更有力量，我就對他們說：“這裡像狠狠吃一口湖南辣椒——要重，也要有回味。”他們一下子就明白了。

　　華夏美學

　　走向世界

　　敦煌壁畫故事數不勝數，每一則都引人入勝。我以“佛的一生”為主線，挑選了6個故事，對應《慈悲頌》的6幕：《菩提樹》《九色鹿》《千手千眼》《禪園》《心經》《涅槃》。這部作品的主旨概括起來很簡單，就是“勸人向善”。《菩提樹》中，年輕的王子以血肉之軀拯救一隻鳥，從中領悟眾生平等的道理﹔善良的九色鹿救下落水者，卻等來對方的屠刀，而為惡之人也終食惡果……來自東方的哲學故事裡，蘊含著人類社會共通的價值。

　　敦煌壁畫記錄著4000多件樂器。在創作《慈悲頌》時，我想到將敦煌反彈琵琶、鳳首箜篌等古樂器復原，與西方管弦樂器同聲齊鳴。為了再現敦煌反彈琵琶，我們曾專程到雲南種植葫蘆，從播種到養護，定期施有機肥，終於培育它長成適合的大小。不過，這樣的辛勞只是小小插曲。6年創作時間裡，我去敦煌採風10余次，輾轉法國、英國、日本的圖書館、博物館，滿世界追蹤流散的樂譜、經文、手稿。我深深感激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她送給我的一大箱資料裡，每一本都有她細致的筆記，甚至許多書都已經絕版，這些珍貴資料給予我很大助力。

　　完成《慈悲頌》的那一刻，我再次意識到，越是本土的、民族的，越可能成為世界的。能夠撥動世界聽眾心弦的音樂，往往深深扎根一方土地、一個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如中國藝術品和非遺技藝在世界各國受到歡迎，人們欣賞的不僅僅是物質之美，更是中華民族長期積澱的精神氣質：“天人合一”的東方哲思、“和而不同”的處世智慧，以及對生命、自然與和平的深刻理解。傳承千年的華夏美學與東方智慧，本身就是中華民族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產品，也是我希望通過音樂向世界出口的“主打產品”。

　　18世紀末，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將《茉莉花》的旋律帶回歐洲。100多年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朋友家的八音盒中聽到這支曲子，在他的精心設計下，這支中國江南小調變成歌劇《圖蘭朵》中的重要音樂主題。20世紀初，奧地利音樂家馬勒從詩集《中國之笛》中得到靈感，寫成6個樂章的《大地之歌》。這些詩出自李白、孟浩然、王維等中國詩人，經過一次次轉譯和改寫，它們輾轉來到馬勒筆下。一段民歌、一首唐詩離開故土，然后被另一種文化聽見、理解，再用新的藝術語言重新講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曾經這樣走進西方音樂家的創作，我希望《慈悲頌》沿著這樣的道路，把敦煌的聲音繼續傳向世界。

　　正如樊錦詩先生所說：“敦煌壁畫是帶不走的，但如果把它化為音樂，就可以讓更多人聽到它，讓全世界感受到中國的文化，獲得生命的感悟。”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實現這一願望，我感到十分幸運。當敦煌壁畫化作交響與合唱，當西班牙音樂家用中文吟唱東方故事，舞台上的音樂已經不隻屬於某個人、某種文化——來自不同地方的人，把一個古老的傳奇唱成共同擁有的聲音。

　　（作者為作曲家、指揮家，本報記者許海林、顏歡採訪整理）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21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