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對一個地方而言，把“四個自信”落實到發展實踐，最直接、最現實的體現，就是堅定發展信心、凝聚發展共識——經濟自信，正是其中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十年前，我們在湖南發展的關鍵節點，發出了“湖南人要充滿經濟自信”的呼聲。那時，正值國家“中部崛起”戰略開局之年，而湖南卻陷入“被擠出全國十強”的焦灼——輿論中流行著一種說法：“湖南人會讀書、會種田、會打仗，就是不會搞經濟”“湖南人搞政治可以，搞經濟不行”。2006年2月，我們在《當代湖湘文化應該實現10大轉換》一書的第十章，以“自負文化向自信文化轉換”為題，第一次對“經濟自信”作了集中而系統的學理論証﹔同年，湖南省委宣傳部理論小組以“寧炬”為筆名發表《湖南人要充滿經濟自信》，把這一命題推向全省干部群眾﹔2007年，我們的專著《湖南人要充滿經濟自信》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使這一命題以學術著作形式最終定稿。

我們把這一命題的要義，凝練為一句話：把湖南人曾經的政治自信、軍事自信，恰當地轉換為經濟自信——曾經的會搞政治、會搞軍事，不應成為今天的歷史包袱，而應恰當地轉換為今天搞建設、搞經濟的寶貴財富﹔不應成為放慢速度的成本，而應恰當地轉換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振奮精神、充滿信心的資本。而支撐這一轉換的，是一條朴素的道理：“心態影響觀念，觀念引導思路，思路決定出路。”

二十年過去了。歷史仿佛刻意安排了一次首尾呼應：2026年上半年，湖南地區生產總值27033.57億元，同比增長2.7%，被安徽反超336.4億元，自2008年以來首次跌出全國前十。“湖南怎麼了”“湖南又要掉隊了”的議論再度泛起，一些人重新拾起二十年前的舊調。

對此，我們的回答是：不畏浮雲遮望眼——短期排名的起伏是浮雲﹔敢教日月換新天——湖南長期向好的根基與奮起的決心是日月。跌出前十，不是終點，而是湖南在新技術革命時代經濟大周期中一次換擋陣痛的顯現。這也是我們要“再論經濟自信”的歷史契機。

一、二十年答卷：一份“充滿自信”的底稿

過去二十年，湖南經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其貢獻不僅體現在自身經濟總量的躍升，更在於對國家糧食安全、現代產業體系構建、科技創新突破、開放合作以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戰略支撐作用。回望二十年，湖南交出的，正是一份“經濟大省挑大梁”、足以支撐“經濟自信”的底稿。

經濟總量跨越：從“萬億級四連跳”到穩居全國前十。過去二十年是湖南經濟總量快速攀升的時期。全省地區生產總值從2008年首次突破1萬億元，到2012年突破2萬億元、2016年突破3萬億元、2020年突破4萬億元，實現了“萬億級四連跳”﹔2023年躍上5萬億元新台階。在中部六省中，湖南經濟總量長期穩居前三﹔在全國，湖南經濟總量連續多年位居前十，進入“十四五”時期以來穩固在第九至第十位，在國家經濟大盤中扮演了“挑大梁”的角色。

經濟總量的躍升只是湖南答卷的一個側面。作為一個大省，湖南對全國的戰略支撐作用，更體現在糧食安全、現代產業體系、科技創新、開放合作與民生改善等多個維度。

糧安天下：端牢“中國飯碗”的堅實支撐。作為全國13個糧食主產省之一，湖南以佔全國2.8%的耕地，生產了全國4.4%的糧食，糧食年產量連續6年穩定在600億斤以上，2025年更是首次邁上620.9億斤的新台階。水稻播種面積和總產量均居全國第一，生豬出欄量穩居全國前列、豬肉出口量居全國第一。種業創新上，誕生了超級雜交稻等重大成果，並建成了岳麓山實驗室等種業創新高地——湖南以自身的農業積累，為端牢“中國飯碗”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制造強國：打造國家重要先進制造業高地。湖南已成功從農業大省轉型為工業強省，培育了6個萬億產業和16個千億產業，擁有5個國家先進制造業集群、數量居全國第五。其中，工程機械是湖南最具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長沙匯聚了5家全球工程機械50強企業，產業規模連續16年位居全國第一，2025年集群產值突破2500億元、佔據全國市場份額逾30%﹔株洲的軌道交通裝備集群中，電力機車國際市場佔有率全球第一﹔株洲的中小航空發動機產業集群規模全國第一，湖南也是全國首個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試點省份﹔長沙的新一代自主安全計算系統集群為全國唯一。

創新引領：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精度”。湖南是科教大省，孕育了超級計算機、超級雜交稻、磁浮技術等世界領先的成果。2025年，全省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提升至2.62%，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突破1.8萬家﹔累計建成智能制造企業3015家，擁有3個全球“燈塔工廠”，並在北斗產業、功率半導體、傳感器等領域形成了全國影響力。

開放崛起：從內陸腹地到開放前沿。作為“內陸地區改革開放高地”，湖南開放型經濟成效顯著：2024年工程機械出口額達316.3億元、同比增長20.3%，龍頭企業正從“產品出海”轉向“產業出海”﹔湖南承擔了中非經貿博覽會等國家級對非合作平台的建設任務﹔截至2023年末，高鐵營業裡程達2501公裡、高速公路裡程達7530公裡，已成為全國重要的綜合交通樞紐。

民生溫度：交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厚重答卷。湖南是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之一，51個貧困縣全部摘帽、692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682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6165元提高到2020年的12406元﹔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收窄至2.27，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這些數字不體現在GDP排名的加減之中，卻深深刻在湖湘兒女的心頭——這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最生動的湖南實踐。

二十年經濟成就，構成了“再論經濟自信”的第一重底氣：湖南的問題從來不是“沒有增長”，而是增長的方式正在經歷深刻的時代性切換。近年來，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已高達58.2%，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銷售收入增長43.8%，低空經濟適飛空域佔比躍升至75.5%、居全國第一——新質生產力正呈星火燎原之勢。而經濟成就之外，湖南更在科技儲備、人力資源外溢、湘籍企業家群體等“溢出效應”維度積蓄著獨特稟賦。

二、“浮雲”之辨：跌出前十是周期波動而非失速

正確認識湖南當前的“跌出前十”，是“再論經濟自信”的前提。對此，輿論已經給出密集解讀。主流媒體多從宏觀結構著眼，把原因歸結為“新舊動能轉換的青黃不接”：工程機械、軌道交通等傳統支柱遭遇行業周期性低谷，上半年第二產業增加值（9499.4億元）被安徽（10661億元）反超1160余億元﹔新興產業雖在成長，但規模尚小、難以補位，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僅2.6%、高技術制造業僅4.0%，遠低於安徽的12.4%和44.6%﹔加之長沙“一城獨大”（佔全省GDP的28.7%）。自媒體則更直指深層：或言工程機械、軌道交通、冶金材料等“老三樣”增長見頂、對新賽道“不夠敏感”，或言發展思維固化、陷入路徑依賴，或言人口“失血”——2021至2025年全省常住人口累計減少153.39萬人、流失的又多是25-40歲的黃金勞動力。概括起來，不外乎產業結構性矛盾、區域發展失衡、人口持續流失三個關鍵詞。這些觀察並非全無道理，但它們捕捉的，更多是“浮雲”的紋理，而非“日月”的方向。浮雲之所以是浮雲，在於它遮蔽的是短期波動，而非長期趨勢——把2.7%的賬面增速簡單解讀為“失速”，恰恰是沒有看清新技術革命時代經濟增長的真實形態。

其一，跌出前十發生在通用技術革命的“導入期”，是經濟大周期波動的正常現象。經濟增長從來不是一條平滑的直線。每一次通用技術革命——從蒸汽機到電力，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都伴隨著舊秩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重建，宏觀統計數據在這個“創造性破壞”的窗口期，往往呈現“增速下行、結構上行”的悖論性圖景。1987年，索洛曾感嘆“計算機無處不在，唯獨在生產率統計中看不到”﹔今天，人工智能正遭遇同樣的“統計性消失”。高盛2026年系列報告揭示了一個全球性規律：AI帶來的生產率提升遵循“J型曲線”，通用技術對生產率的全面提升需要約20年，AI真正的宏觀經濟效益可能要延至2030年代初期至中期才能全面兌現——電力用了約40年、IT用了約10年，才走出“生產率悖論”。在此期間，GDP增速的階段性放緩並非經濟失速，而是技術-經濟范式轉換的成本支付期。

其二，賬面增速被“圖靈陷阱”系統性低估。傳統GDP體系設計於20世紀30年代，計量的是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或消費者剩余。在AI時代，這一局限產生了五種疊加的統計偏差：首先，AI帶來的質量改善不可見——企業引入AI客服后處理速度提升14%、錯誤率大幅下降，服務定價卻未變，質量躍升在GDP中為零﹔其次，效率替代的“通縮效應”——“2名分析師＋AI”替代10名分析師，GDP中少了8份工資性收入，實際產出卻不降反升﹔再次，零價格數字產品無法計入——免費版大模型、開源代碼創造著實實在在的價值，卻天然游離於統計之外﹔第四，無形資本投資大量遺漏——伴隨AI部署的數據治理、流程再造、組織重構等無形投資可達有形IT投資的3至10倍，均未進入統計視野﹔第五，時間節省價值的隱匿——AI在5分鐘內完成原本3天的影像分析，這種效率革命在以價格為錨的GDP體系中完全不可見。有經濟學家將其概括為“幽靈GDP”，拉爾斯·特維德更是直言“GDP正在失效”。對湖南而言，這意味著：當全省高技術制造業以遠快於傳統產業的增速擴張、規上服務業利潤增長18.0%、研發投入強度提升至2.62%時，2.7%這個數字所承載的真實經濟動能，遠非賬面所能度量。不是經濟沒有增長，而是增長換了跑道，舊跑道的計速器無法准確測量新跑道上的加速度。

其三，跌出前十的本質，是新舊動能轉換的“K型分化”。2026年上半年湖南經濟呈現鮮明的結構性分化：新動能“向上翼”強勁——鋰離子蓄電池出口增長43.2%、新能源汽車出口增長35.5%、新一代信息技術開票銷售增長25.7%、傳感器產量增長22.1%﹔舊動能“向下翼”深度收縮——房地產投資下降20.0%、商業營業用房投資下降43.9%、房屋竣工面積下降59.6%。工程機械、有色金屬、建材等傳統支柱與房地產、大宗商品周期深度綁定，“新不足以補舊、增不足以補減”的換擋陣痛，是任何一個區域經濟體在產業升級過程中都必然經歷的階段。這種K型格局並非湖南經濟“出了問題”的症候，恰恰相反，它是經濟結構從工業時代的“單引擎”向智能時代的“多引擎”轉換過程中必然出現的階段性圖景。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分化並非孤立於產業一隅，而是沿需求、區域、收入三個渠道向外延伸：需求側，外需與內需背離——進出口總額2958.1億元、增長12.7%，出口增長5.2%、進口增長24.3%，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2%、固定資產投資下降12.4%﹔區域上，長沙首位度高達28.7%，與大湘西地區形成明顯差距﹔收入上，規上服務業利潤增長18.0%與房地產業利潤深度下滑形成鮮明反差。這個多維度的K型分化，共同指向一個判斷：湖南正處在舊動能加速退潮、新動能尚未全面接棒的“攻守交替”窗口。

由此，我們對“跌出前十”作出冷靜判斷：這是一個大周期節點上的“換擋頓挫”，而非發展動力的衰竭。真正需要關注的，不是還在運行舊跑道的計速器上的數字，而是新跑道上正在展開的競速格局。

三、行動自信：敢於刀刃向內正視真實問題

自信從來不是對差距的回避，而是對差距的正視。二十年前，我們在《湖南人要充滿經濟自信》中專設“審視差距激信心”一章，主張“知恥近乎勇”“差距就是潛力、就是空間”﹔二十年后，這種“知恥”的清醒非但不能丟，反而更應成為“再論經濟自信”的題中之義——正視真實存在的問題、敢於刀刃向內直指問題根源，這本身就是一種自信，是一種比口頭宣示更可貴的“行動自信”。因為隻有足夠自信，才敢於正視差距﹔隻有探究到問題存在的深層原因，才能把差距真正轉化為潛力。

我們課題組最近做了一個實証研究，依據雙向固定效應面板模型（中部五省69市483個觀測、湖南122縣704個觀測，2015-2024年），湖南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可歸結為六條。

其一，財政結構性失衡——中部最脆弱的財政底座。湖南財政自給率36.2%，中部五省最低﹔政府關聯債務約3.8萬億元，佔GDP約72%﹔土地財政依賴度曾達53.9%，居全國第五。縣域回歸顯示，財政缺口對增長的損害主要不是“減少投資”，而是“降低投資效率”（系數-0.1219，p=0.001）——“財政透支-效率下降-稅基萎縮”的負向循環，是湖南縣市發展困境的底層約束。

其二，“過早去工業化”——制造業空心化的隱憂。湖南二產佔比36.0%，中部最低﹔三產佔比偏高。計量結果更耐人尋味：三產佔比的快速上升與經濟增長顯著負相關（系數-0.0494）——湖南的“高三產、低二產”不是產業升級的“后工業化”，而是制造業尚未完成升級迭代時的“被動服務業化”。

其三，投資效率遞減——“鋪攤子”式擴張已失效。縣域層面，投資率對人均GDP增速的拉動已不顯著（系數0.0166，p=0.199）﹔省級測算，湖南每創造1元新增GDP需約3.8元固定資產投資，高於湖北（3.2元）、安徽（2.9元）。大量縣級投資隻形成一次性GDP流量，留下持續的地方政府債務還本付息壓力與低效資產，讓一些縣極有可能陷入“低水平循環陷阱”。

其四，創新轉化斷裂——“投入不低、轉化不力”。湖南研發投入強度2.62%，居中部第二﹔但專利密度（件/億元GDP）僅為安徽的42.7%。計量顯示，科學支出、教育支出對增長高度顯著為正，而專利數量本身不自動轉化為增長——湖南的短板不在“科研投入不足”，而在“從實驗室到產業的死亡谷”：成果轉化收益分配、體制內創業、中試平台、風險資本四大環節的制度供給不足。

其五，人才與資本“雙外流”——互為鏡像的漏損。湘籍在外人員超過1200萬﹔貸存比處中下水平，金融資源在長沙的過度集中未有效回流實體經濟，形成“金融虹吸”而非“金融輻射”。人才追逐更大平台、資本追逐更高回報，二者在邏輯上同構——都是本地缺乏足夠回報的產業載體與制度生態的表現。

其六，強省會的“雙面性”——虹吸大於外溢。長沙首位度由2015年約27.5%升至2025年約29.5%，其增速系統性高出省內約1.62個百分點，但同時伴隨金融、人才上的虹吸——長沙是湖南參與全國競爭的“極核”，其增長勢能卻未有效轉化為周邊市州的外溢。

通過實証研究發現，湖南經濟存在的問題更多是制度性原因——產業布局與轉型滯后、“百園一面”的縣市同質化競爭、政績觀偏差催生的“儀式型經濟”、干部考核的“顯績”偏好。這些問題的根源可歸結為：湖南的困境本質上是“制度質量”落后於“資源稟賦”。我們今天短期面臨的發展困境不是投入不足，而是投入的配置效率——財政、資本、土地、人才四大要素的配置機制，尚未完成從“數量驅動”到“效率驅動”的轉軌。

把問題講透，本身就是把差距轉化為潛力的開始。這六個方面存在的問題恰恰說明：湖南的問題不是“天賦不足”，而是“配置效率”問題，是可以通過刀刃向內的制度變革解決的。這正是湖南人可以“充滿經濟自信”的更深一層底氣。

四、“日月”之光：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潛力與能力

排名是浮雲，發展的潛力與引領的能力才是“日月”。經濟自信，最終要落到“湖南能不能”的問題上——能不能在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繼續走在前列。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份底氣來自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國家對湖南高質量發展有明確的戰略定位。2013年，中央賦予湖南“一帶一部”的空間戰略定位——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過渡帶、長江開放經濟帶和沿海開放經濟帶結合部，精准標定了湖南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獨特區位優勢﹔2020年9月，進一步擘畫“三高四新”美好藍圖，要求湖南著力打造國家重要先進制造業高地、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內陸地區改革開放高地，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上闖出新路子、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展現新作為、在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和長江經濟帶發展中彰顯新擔當。從“一帶一部”到“三高四新”，前者是空間定位，后者是發展路徑與目標，國家對湖南高質量發展的期待始終是“挑大梁、走前列”。

第二，湖南擁有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全省“4×4”現代化產業體系已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四大未來產業，並延伸布局未來能源。湖南的比較優勢可概括為“承東啟西、接灣連江”：一是先進制造底座厚實，長沙工程機械、株洲軌道交通裝備兩大國家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為未來產業“知識＋制造並重”賽道的后端放大環節提供了中部最堅實的制造承接能力﹔二是科教策源與未來產業高度對應，國防科大、中南大學、湖南大學、長沙理工大學、湖南農業大學等高校集群直接對接五大賽道﹔三是區位與成本優勢明顯，長沙與大灣區核心城市處於“3小時高鐵經濟圈”，綜合商務成本顯著更低、用地空間充足，正成為大灣區未來產業“從樣品到產品”的放大基地。在特色賽道上，湖南避“通用大模型正面競爭”之短、揚“算力＋場景＋制造”之長，主攻全國首個音視頻AI大模型、智能網聯汽車與工程機械智能化，在生物育種、量子精密測量、碳基材料、固態電池等細分方向塑造不可替代性。

第三，湖南正在不斷優化區域空間發展格局。在全國區域經濟格局中，湖南北接長江經濟帶、南連粵港澳大灣區、地處中部崛起戰略要沖，是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樞紐。省委、省政府正著力構建“一圈兩副三帶多點”城鎮空間格局，推動區域格局由“單中心”向“多中心”轉化：以長株潭都市圈為“一圈”核心，支持岳陽、衡陽建設省域副中心城市——2021年8月省政府辦公廳印發兩個《意見》首次確立，2026年8月湘政辦發〔2026〕39號文件“二次加碼”，從深化放權賦能（“能放盡放”）、提升戰略保供能力（岳陽國家糧食物流核心樞紐、衡陽關鍵節點城市）、培育壯大優勢產業（岳陽現代石化、衡陽鹽鹵化工新材料、輸變電裝備、核技術應用）、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打造省域區域科技創新中心）到強化要素保障（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省級留成增量50%獎勵市縣）等十個方面賦能“兩副”，一個層級更加優化、支撐更加有力的城市體系正在成形。

第四，湖南具備驅動高質量發展的科教和人才資源。全省擁有國防科大（天河超算、北斗、量子）、中南大學（有色冶金、粉末冶金、湘雅醫學）、湖南大學（超級計算、智能網聯）、長沙理工大學（電力儲能）、湖南農業大學（生物育種、岳麓山實驗室種業）等高校策源體系，與四大未來產業高度對應﹔全省研發投入強度達2.62%，高新技術企業突破1.8萬家，累計建成智能制造企業3015家、擁有3個全球“燈塔工廠”，在北斗產業、功率半導體、傳感器等領域形成全國影響力﹔湘籍兩院院士達140余位、居全國第四，是名副其實的“院士輸出大省”。這一“高校集群—產業賽道”高度對應的科教稟賦，是湖南區別於多數中部省份的核心競爭力。

第五，湖南有引領創新的湘籍企業家群體。深圳以約2000平方公裡面積、40余年時間創造人類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湖南人正是這一“深圳奇跡”的重要創造者和引領者：在粵湘籍常住人口超500萬、其中常住深圳約146萬（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華為從芯片（何庭波）、操作系統（陳海波）到無線與終端（徐直軍）的核心鏈條上均有湖南人出任關鍵角色﹔張小龍（微信）、宿華（快手）、姚勁波（58同城）、唐岩（陌陌）、熊曉鴿（IDG資本）等互聯網湘軍，佔據了社交與短視頻版圖的半壁江山﹔李澤湘（大疆）、汪建（華大基因）、周群飛（藍思科技）則分別在硬科技、生命科學、精密制造賽道書寫創業傳奇。與此同時，湖南年創勞務收入5000億元以上、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規模達1697.7萬人，這支歷經市場淬煉的產業大軍，正是返鄉創業、承接產業轉移的堅實基礎。

第六，湖南正加速文化和科技、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湖南是文化大省，“廣電湘軍”“出版湘軍”“動漫湘軍”享譽全國，長沙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園（“中國V谷”）是全國重要的視頻文創產業高地，“文化＋科技”正催生數字文創新業態﹔世界自然遺產張家界、紅色聖地韶山、歷史文化名城鳳凰、五岳之南岳衡山等文旅資源交相輝映。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不僅是一個千億級的消費市場，更是以工業設計、品牌塑造、數字營銷賦能制造業、提升產品附加值的軟實力——這正是湖南從“制造”走向“智造”“創造”的文化支撐。

這六個方面——戰略定位、產業基礎、區域格局、科教人才、企業家群體、文化科技融合——互為支撐、彼此呼應，共同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湖南能不能在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繼續走在前列？答案是肯定的——湖南既有潛力，也有能力。潛力，是這些尚未充分釋放的資源稟賦﹔能力，是將其高效配置、轉化為現實競爭力的制度與行動。浮雲遮不住日月，湖南長期向好的根基與奮起的決心，正是高質量發展新征程上最可依憑的“日月之光”。

五、奮楫揚帆：從“觀念自信”邁向“結構自信”

“再論”之於“初論”，區別不在於要不要自信，而在於在怎樣的時代坐標上自信。二十年前，我們要破除的是“湖南人不會搞經濟”的心理陰影，實現從“政治自信、軍事自信”向“經濟自信”的觀念轉換﹔其要義，凝為一句“心態影響觀念，觀念引導思路，思路決定出路”，也凝為一句“不超速發展，就只能超速落后”。二十年后，這兩句話依然是湖南的座右銘——但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革命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它們的落點必須升級：湖南人要充滿的，不再只是“敢不敢搞經濟”的觀念自信，更是“會不會轉結構、改制度”的結構自信與制度自信。

“二十年答卷”給出答案，湖南的問題從來不是“沒有增長”﹔“浮雲之辨”說明，2026年上半年2.7%的增速，不應被簡單解讀為“經濟失速”的信號，而應被視為舊增長模式“續航力耗盡”的終局確認——在這個意義上，2.7%是湖南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臨界時刻，它迫使全省上下在壓力下，真正開始構建新的增長邏輯﹔湖南並不缺乏戰略定位、產業基礎、科教人才與企業家群體，缺的只是把它們高效配置起來的制度生態。

當要素驅動型增長的“低垂果實”被採摘殆盡，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必須從“資源的投入量”切換到“制度的質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上限，越來越不取決於其擁有的資源稟賦，而取決於其制度設計能否高效配置那些資源。未來五到十年的改革清單是漫長而艱難的：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塑、園區差異化重組、債務化解與存量資產盤活、人才回流通道的制度建設、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的培育、干部考核體系的根本性改革——每一項都涉及深層次的利益格局調整和制度慣性突破。

因此，在新技術革命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湖南人的經濟自信，必須落到三個層面。

於政府，是一種刀刃向內、敢於打破制度慣性的改革自信。轉軌成敗的關鍵，不在於是否制定了漂亮的規劃文件，而在於是否有勇氣打破那些曾經為湖南帶來增長、如今卻形成拖累的制度慣性——無論是財政紀律、政績考核，還是產業組織、人才政策。把“一帶一部”的區位勢能轉化為承接的制度動能，把“三高四新”的美好藍圖轉化為園區差異化重組、債務化解、成果轉化生態等一項項可落地的改革。

於企業家群體，是一種敢闖敢試、敢為人先的創業自信。500萬在粵湘籍人口、140余位湘籍兩院院士，華為從芯片到操作系統的湘籍骨干，張小龍、宿華、姚勁波等互聯網湘軍，早已用行動証明：湖南人的創新基因與創業精神，從來都在。今天要做的，是承接大灣區制造后端、算力西遷，在人工智能、生命工程、量子科技、前沿材料、未來能源五大特色賽道上塑造不可替代性，把“隱性資產”轉化為本土產業競爭力。

於廣大群眾，是一種把發展成果落到實處的民生自信。經濟自信，歸根到底是人民的自信。以就業友好型產業政策托住飯碗，以再培訓與崗位轉移銜接防范AI“替代螺旋”、化解“資歷斷崖”，以財政轉移支付托底彌合收入分化，讓682萬脫貧群眾、7300萬湖湘兒女在轉型陣痛中依然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這樣的自信，才是有根的自信。

這三個層面的自信，落到行動上，就是民生保障“托底”與產業轉型升級“突圍”的雙軌並行：托底穩住的是轉型期的民心與底線，突圍打開的是長遠期的空間與后勁。

“十五五”時期（2026—2030年），湖南能否成功完成這一制度性轉軌，將決定這個擁有7300萬人口的中部大省在下一個十年的經濟版圖中所處的位置。我們堅信，基於湖南的資源稟賦、區位優勢、產業基礎與人才技術，只要政府、企業家群體、廣大群眾三個層面同向發力、充滿經濟自信，湖南經濟就完全有信心、有條件在“十五五”時期重新回到全國前十位，並在此后走得更加穩健、更加自信。

不畏浮雲遮望眼，敢教日月換新天，這從來就是湖南人基因深處的勇毅與自信。（朱有志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研究員  肖衛 懷化開放大學校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