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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人民检察院简介

    2009年2月,宁乡县人民检察院从县城花明路迁至县城二环西路。现有在职工作人员80人,其中班子成员9人,检察员51人,助理检察员1人,书记员10人,司法警察6人,工人3人。7人具有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63人,大专学历8人,中专(高中)学历2人。内设机构12个,分别为: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反贪污贿赂局、渎职犯罪侦查局、监所检察科、民事行政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政治工作办公室、办公室、纪检监察室、职务犯罪预防科、司法警察大队。
    2000年以来,该院先后被高检院授予“文明接待室”、“人民满意的检察院”、“二级规范化检察室”、“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10年(2000-2010)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的荣誉,并连续8年(2002-2009)被评为全县“四好”领导班子和党风廉政建设先进单位。

工作介绍
  • 多样社会 多重矛盾 多种选择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并急剧增加。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矛盾,如何有效应对和处理社会矛盾,成为执政党不得不面对的当务之急,也是身负社会稳定职能的政法机关的工作重心。

    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贾常生以宁乡县检察院试行刑事和解取得的社会效果为论据,提出了在刑事司法领域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议;2009年两会期间,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委员均提出建议,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建立刑事和解法律制度。

    推行执法办案“双查双建”机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近年来,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坚持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主动将执法向化解矛盾延伸,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延伸,在侦查涉及民生民本、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和审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刑事案件时,坚持把查办案件与查找“漏洞”结合起来,把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与向党委政府提出决策建言结合起来。

    宁乡县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知识产权保护关乎企业成长,直接反映市场形象并影响经济发展,及时、客观地总结本地知识产权管理及保护现状,针对突出问题进行了解和反思,将加快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并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促进知识产权自主创新,提升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经典案例
检察长简介
谭剑辉

    谭剑辉,男,45岁,198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2002年取得湘潭大学刑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到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先后担任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批捕处副处长、民行处处长。2004年4月到宁乡县人民检察院担任代检察长、党组书记,2005年1月正式任命为宁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2007年11月在宁乡县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检察长。
    他攻读法学7年,从事检察工作24载,热衷检察工作创新。2008年度因在省内率先推行刑事和解制度,被湖南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评选为“湖南省十大最具影响力法治人物”。他执法公正,查办了教育、城建、电力系统一批大要案,有力震慑职务犯罪,深入推进反腐倡廉;他创新进取,从2004年以来领导该院在全省率先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犯、初犯、偶犯和过失犯等轻微刑事犯罪,从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慎重批捕起诉,当宽则宽,并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他潜心法学研究,尤其对刑事检察工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先后发表过《酌定量刑情节研究》等论文,并主导承办了2010年湖南省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他锐意改革创新,在推动三项重点工作的工作中,根据基层检察实践,摸索出了“双查双建”执法延伸机制,该机制的推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办案效果,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谭剑辉检察长在第五届检察长论坛发言谭剑辉检察长在第五届检察长论坛发言
访谈纪实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人民网湖南频道主办的“强湘论坛”,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湖南省宁乡县检察院检察长——谭剑辉。欢迎您,谭检察长!

    谭剑辉: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2009年底,中央明确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是“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今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说明“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和谐社会管理”成为全党共识和工作重点。您从2004年起在宁乡县连续担任了7年的基层检察院检察长,据悉,在上述方面有所思考和实践,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宁乡县检察院近年来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情况?

    谭剑辉:广大基层直面群众、短接矛盾,具体办事,在社会管理与矛盾化解工作中是最好的实践平台。2004年以来,我院以构建和谐社会为宗旨,先后尝试和探索了刑事和解制度、检察约谈制度、乡镇检察联络员制度和“双查双建”执法延伸机制,倡导人性化办案,致力于检民互动,实现了阳光检务。我们的这些探索也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省市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省市检察院的关注、支持和认可。包括高层领导对相关工作的批示、所推行的机制与办理的案件屡屡被授予相关奖项、个人获得相关荣誉,等等,这充分说明我们探索的这条路子是对的。

    主持人:近年来,宁乡县检察院大力推行刑事和解工作,您也因率先推行刑事和解被评为2008年度湖南省“最具影响力十大法治人物”。我想很多网友跟我一样,很想知道什么是刑事和解制度?宁乡县院从2004年开始探索这个制度并坚持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谭剑辉:首先,我来解释一下刑事和解的涵义。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有些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刑事和解合法、真实、有效,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判处。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项需要公检法联合互动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对于基层社会最大的益处在于——“化干戈为玉帛”,淡化报复与惩罚,鼓励和解与宽容,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新农村有着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案子也就是2009年被评为湖南省检察机关十大优秀案件之一的秦某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秦某和被害人唐某原本是关系很好的邻居,因几百块的债务纠纷,秦某用凳子扔向唐某,致使唐某轻伤。在秦被关押期间,秦父因一时想不通在唐家喝毒药自杀。公安机关在秦父自杀后将该案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当时我们在想,仅仅是偶发的一次邻里冲突,并且只导致轻伤,秦某有必要付出长期被关押和父亲自杀的代价吗?我们便考虑对秦某取保候审并回家奔丧,但又担心秦某在丧父的悲痛心境下会盲目冲动、再酿悲剧。我院于是对秦唐两家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后联合村支部、综治办促成二者和解,及时对秦某做了取保候审,并由5名检察官组成了工作小组密切关注秦某的情绪波动、及时做好安抚工作,这样既保证了秦某回家送老父归山,又保证了其回家后不致发生社会危害。后我院对秦某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并进行定期回访,秦唐两家重归于好,当地百姓和村支部对我院这种人性化的办案方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适用刑事和解办理这类农村社会因生产生活纠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时,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为被害人与加害人提供一个有公信力的对话和交流的平台,找准矛盾的根源,从而准确地从根源问题上作双方的调解工作,真正做到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从2004年开始,宁乡县人民检察院根据司法实践,以化解社会矛盾、反思司法制度为出发点,结合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42条、172条等相关规定,透视立法本意,思考“非刑罚性处置措施”、“情节轻微不起诉”、“自诉案件的调解和和解”等法律规定的融合贯通,尝试探索以轻伤害案件为主要对象的刑事和解制度。在办理轻伤害案件中,以恢复性司法为触角,提出了刑事案件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处理思想,对刑事和解制度提出初步设想和探索,主导发文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刑事和解,取得明显的实践效果。我院之所以率先探索和尝试刑事和解制度,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初衷:
        第一是社会原因。宁乡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人口13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80%以上。通过实践调查发现,宁乡农村轻伤害案件居多的发案原因,与县域情况及民风民俗息息相关,推行刑事和解具有可行性。一方面农村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亲属、邻里之间,发案原因多为生活琐事、生产经营、相邻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 2004年全县118件故意伤害案中有93件(占78.8%)系农村轻伤害案件就是很好证明。另一方面从我国社会传统来看,历来倡导“和为贵”,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文化底蕴,普通百姓比较厌诉,不到迫不得已不上“公堂”,像邻里纠纷引发的一些轻微伤害案件,大多是以村组调解“握手言和”,这表明中国不仅具有刑事和解的文化底蕴,而且存在广泛的和解实践。
        第二是政策原因。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的执法理念就是“严打”,只重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从快从重”已成为惯性思维,为了避免承担打击不力、放纵犯罪的责任,对刑事案件只要构罪的就捕、捕了就诉、诉了就判,不重视轻微刑事案件的社会特征,忽视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与此同时,这种“严打”的指导方针效果并不明显,连年来全县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值得认真反思我们的执法方式和执法效果。
        第三是法理原因。刑法的价值是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维护社会的稳定、平衡与和谐,但由于刑事司法过分追求刑罚的报应功能,即让加害人承担对应的加害惩罚。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保护被害人权益,恢复被损害的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反而对原本不和谐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损害。由此,我们基层执法者考虑,对这些多发于民间的轻微刑事案件,可否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将刑罚从单纯的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层面上升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的高度。
        第四是实践原因。根据对农村轻伤害案件的调查显示:一是发案原因90%以上为民事纠纷转化。二是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率偏高。2004年刑拘率为95%,逮捕率为83%,起诉阶段取保候审率为0。三是案件起诉率高而判决实刑少。2004年起诉率为95%,判处监禁刑的比率仅为15%。此类案件由于检察机关不能放手行使不诉权,使得可不判处刑罚的案件也提交审判,一方面浪费了诉讼资源(逮捕后一般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的法定程序);另一方面也使被告人终身背上了刑罚的烙印,不利于其回归社会,被害人可能也得不到经济补偿。

    主持人:刚才谈到宁乡县检察院在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方面得到了中央、省、市政法委和检察机关的支持和肯定,比如2006年9月,高检院、省检察院对宁乡县检察院刑事和解的做法进行了实地调查并给予了肯定。同年10月,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机关中开始试行刑事和解制度,而宁乡县检察院率先试行刑事和解机制被评为2006年度推动长沙检察法治进程十大事件之一。2008年度您本人被评选为“湖南省最具影响力十大法治人物”,2009年湖南省检察院龚佳禾检察长在两会期间,建言将刑事和解制度纳入立法,2010年湖南省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乡举行等等。请谭检察长给我们介绍下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成功经验。

    谭剑辉:我们院在非监禁化的基础上,以非刑罚化为目标,对轻伤害案件初步推行刑事和解制度,于2006年主导发文《关于办理轻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全县初步探索出一条“检察主导,公检法司联动,全程序推进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办案机制,在刑事和解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
        首先,明确提出刑事和解的基本概念。经过近2年的探索和实践,2006年4月我院以轻伤害刑事案件为切入点,组织侦监、公诉两个部门开始起草有关文件,七易其稿,三次组织公检法司专家和领导讨论修改,牵头制定了《关于办理轻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作为我县司法系统办理此类案件的规范性文件,下发给全县各基层司法单位执行,明确提出“刑事和解”的基本概念——即通过司法机关的引导,被害人与犯罪人面对面地直接商谈,促进双方的沟通与交流,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受到的损害,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创造良好条件。双方在侦查阶段主动达成赔偿协议的案件,建议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前提条件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愿意赔偿。
        其次,对情节轻微的刑事和解案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对于已移送起诉但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情节轻微案件,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一是准确把握案件事实,二是认真听取被害人及基层组织的意见,三是认真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四是没有达成和解的积极促成和适度参与刑事和解,五是巩固刑事和解成果,能不诉的尽量不诉。如2006年10月我县流沙河镇居民蔡某因家庭琐事而将其叔叔致伤,在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员深入细致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蔡某主动赔偿2000元达成和解协议,采取公开审查的模式,邀请村民代表、村主任、镇政府负责人、市人大代表、县人大法工委主任及公安民警作评议员进行评议,审查之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一举平息矛盾达到双赢效果,人性化的新型办案模式在当地村民当中引起强烈反响。
        再次,对移送审判的刑事和解案件进行快速处理。对于已经达成刑事和解仍需提交法院审判的案件,坚持快审快结,建议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积极提出量刑建议,建议依法轻罪轻判。2006年已判决的43件轻伤案件中,法院当庭宣判率达95%,判处缓刑的为58%(25人),判处管制的为14%(6人),免予刑罚的为5%(2人);判处拘役的为12%(5人),全年有期徒刑判处率只有7%(3人),而2004年、2005年的有期徒刑判处率分别为25%(23人)、29%(21人)。如2006年5月份我县某高中学生邹某因抢座位与同学发生争执,邹某在教室内用喝水的瓷碗将同学砸成轻伤。我院本着教育和挽救的方针,促成双方家长达成和解赔偿协议,在起诉阶段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在审判阶段,针对邹某系未成年人、主观恶意不大等情况,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的建议。后邹某被判处缓刑,得以重返校园学习,并顺利考上大学。
        最后,推行非刑罚矫正和回访制度等刑事和解保障机制。非刑罚矫正与刑罚矫正相比较,更能体现人文关怀,可以避免监禁后的“交叉感染”,促使其悔过自新,消除犯罪人的反社会情绪,我院根据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实践情况,积极推行非刑罚矫正和回访机制以达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一是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加强教育。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仅讯问犯罪事实,还要宣讲法律,使犯罪嫌疑人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达到诚心悔过的目的。二是对相对不起诉的对象进行训诫、要求其具结悔过,提出行政处理意见以及依托基层组织进行社会帮教等手段,达到教育和挽救犯罪嫌疑人目的。三是积极开展回访工作,对依《意见》处理的对象跟踪回访,掌握其思想状况及现实表现,及时进行相关教育,确保其不再重新犯罪。如犯罪嫌疑人石某因同学之间的矛盾而将胡某打成轻伤,鉴于石某有悔罪表现,加之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双方达成了刑事和解,我院在决定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训诫,后又对在读学校进行回访,并听取了基层组织意见,通过走访,深入了解和掌握了石某的思想状况,刑事和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主持人:谢谢谭检察长。刚才您谈到的刑事和解机制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那么,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呢?你们有些什么样的探索与实践?

    谭剑辉:近年来,我们通过反复实践与归纳,总结出了“双查双建”执法延伸机制,它符合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我院近年来秉承“查案必须查漏,建议同时建言”(即双查双建)的工作思路,通过办理案件,对案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管理方面的漏洞进行深入调研,向县委县政府先后提出规范征地拆迁、规范行政收费、保护知识产权等多项建言,并促使县委县政府几次专项发文,成立专门的征拆办公室,以及促成政法在规范收费、避免人为的“人情减免”方面走上法治轨道。制度一经形成,便得到了省检察院、省政法委的高度重视,被呈报高检院、中央政法委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和认可。2010年7月我本人应邀出席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并就“双查双建”制度进行了经验发言,此后两次高检院来湖南省调研三项重点工作,我都应邀出席并做了经验发言。

    主持人:谭检察长,这里有网友提问,想请您结合具体的实例谈谈“双查双建”执法延伸机制在实践中的操作情况?

    谭剑辉:下面,我结合几个典型案例,就我院“双查双建”工作机制建立情况向各位网友朋友作个介绍。
        一是以查办案件为基础,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及时正确履职。宁乡县是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先导区,全国“百强县”第73位,在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我院党组清醒地认识到,检察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应从严查办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的职务犯罪案件,化解矛盾。去年,我院共立案侦查教育、文体、燃气等民生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15件15人,起诉制假售假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嫌疑人36人。在县新月湾规划区拆迁过程中,我院接待不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拆迁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问题。征地拆迁问题涉及民生、群众关注、非常敏感。我们迅速查明了7名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事实。同时,我院主动协助政府逐户上门做拆迁户的安抚工作,有效疏导了群众情绪。去年2月,我院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唐某等7人假冒省内外著名食品企业注册商标案。针对该案扰乱经济秩序,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犯罪行为,我院开辟“绿色通道”,与公安、工商、质检等部门加强配合,使这起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的复杂案件及时提起公诉。县委充分肯定该案的查处,是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联手维护经济秩序的典型案例。
        二是以查找漏洞为关键,对导致犯罪发生的制度原因深入探究。在执法办案中,我们坚持不就案办案,而是通过案件的办理,发现和揭露导致案件产生的管理漏洞和制度原因,把查找“漏洞”摆在与查办案件同等重要的位置,实现执法办案的惩罚和防范功能。一方面,坚持查办案件与调查研究并举。在查办县重点工程新月湾项目职务犯罪系列案时,我院通过调查走访拆迁户、约谈单位负责人、咨询征地拆迁专家、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查找出了征地拆迁领域存在体制纰漏和诱发职务犯罪的薄弱环节。在查办县建设局原局长周某滥用职权违规减免规费案中,认真分析和查找了诱发行政审批领域职务犯罪的制度原因。另一方面,坚持审查起诉与案情剖析结合。注重通过审查案件,对导致犯罪发生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如去年4月,我院受理了一起看似极为普通的未成年人盗窃案:16岁的周某从小被家庭遗弃,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为了填饱肚子盗窃了一辆价值1500元的摩托车。我院在对周某不诉的同时,认识到单一的司法从宽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类生活没保障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从解剖周某案件入手,我们对类似的特殊未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宁乡县现有留守儿童近5万,孤儿弃儿705人,县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三十多家成员单位组成,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权责和专门的帮扶经费保障,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成员单位的自觉性,远远不能满足我县留守儿童、单亲儿童、孤儿弃儿日益增多的社会和司法需求。因此,如何加强对这类特殊未成年人寻求司法保护和社会救助的对接显得十分重要。
        三是以检察建议为手段,督促发案单位及时整改完善防范机制。我院把检察建议作为执法办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延伸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环节,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向发案单位和相关部门提出整改意见。在上述的几起案件中,我们先后提出了防范征地拆迁违法违纪问题、严格行政审批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三项检察建议,各发案单位自觉接受,认真整改。为防范征地拆迁违法违纪问题,县国土局、城建投等部门及时自查自纠,开展全员警示谈话,组织参观长沙监狱,邀请检察人员专题讲座,并健全完善了相关制度。为严格行政审批制度,县建设局专门对已建和在建项目进行清理,重新核算各项规费和基金。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院主动向政法委汇报并积极建议,由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司、工商、技监等,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立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对接的机制,加大了宣传力度。
        四是以决策建言为参谋,促成党委政府源头治本强化社会管理。我们在执法办案、查找漏洞,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研、类比分析,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做好服务大局工作,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助手。我院在查办上述案件后,分别向县委、政府提交了有针对性、说服力强的“决策建言”。对这些决策建言,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研究源头治本的举措。如对规范征地拆迁的“决策建言”,县委、政府召开了专门的征地拆迁工作办公会,设立了宁乡县征地拆迁办公室,出台了征地补偿安置细则,从源头上堵塞管理漏洞。至今,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基本消除;对加强行政收费管理的“决策建言”,县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收费管理小组,由县长亲自担任组长,县政府办等9个单位为成员单位,出台了规范和统一的行政性收费标准,并制订了严格的监督制度;对司法保护与社会救济相结合,保护特殊群体未成年人的“决策建言”,县委决定将矫治教育有不良行为或者犯罪未成年人的效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考核指标体系,并将贫困学生教育基金的帮扶对象扩展到“三类”特殊群体的未成年人;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决策建言”,县委、政府高度赞同我院提出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对接等创新举措,决定在全县开展“服务知名企业、保护知识产权”专项服务活动,并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保证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长期有效开展。

    主持人:谢谢谭检察长。刚才在您的谈话中也谈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们知道,从去年10月底开始,国务院常务会决定在全国开展为期半年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11月5日,根据国务院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统一部署,湖南召开了全省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徐守盛省长对专项行动作了全面安排部署。而宁乡县2007年就被列为省知识产权试点县,这几年来,宁乡县检察院以商标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工作成绩斐然。那么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宁乡县知识产权保护的看法吗?

    谭剑辉: 长远来看,知识产权是一个地域经济发展,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县知识产权方面的优势是商标。我先谈谈我县商标战略呈现几个特点:第一是商标战略凸现宁乡效应,通过各方的引导、帮助、扶持,我县目前已拥有5件驰名商标(加加、盘中餐、圣得西、忘不了、楚天;), 33件湖南省著名商标,在中南五省县级中均居第一。申报数量近年来呈快速增长势头,大力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据统计上述我县前四项驰名商标获评之后次年销售额、利税额均增长40%以上。第二是专利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大力增强。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县已拥有各项专利1299件,其中在2009年就申请专利320件、授权专利106件、实施专利145项,专利创新的氛围浓厚,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同时,我们发现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缺乏上市企业支撑。目前我市39件中国驰名商标中有12件归属上市公司,占30%之多,遗憾的是我县5件驰名商标厂家中无一上市,由此凸现我县企业还是处于产业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阶段,发展后劲不足。二是依托科研项目产生的专利少。缺少如“山河智能”等类似集专利发明创造、生产管理于一身的一体化企业,特别是当前我县企业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市场核心技术,无法完成产业技术升级。三是缺少专利中介机构的存在。知识产权配套服务跟不上,没有引入市场化管理,对专利、商标等的申请、转让、实施实则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