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出品，由湖南金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湖南金鹰纪实频道）摄制，湖南省广播电视局、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中共哈密市委宣传部、中共湘阴县委、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湖南卫视、芒果TV、金鹰纪实卫视等平台热播。纪录片以6集体量，真实地揭示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我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再现了左宗棠所表现出来的高昂、激越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自播出以来，在行业、学界及观众中持续引发激荡，收获如潮好评。近日，中国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袁南生撰写题为“左宗棠是世界级的外事战略家”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该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面肯定了左宗棠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也为大众了解边疆安全与国家统一提供了深层次的视角。”他同时认为：“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近代中国面临着如何融入世界这个根本问题，左宗棠远见的外事战略和可贵的外交实践，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现将全文刊发如下：

　　近期，由湖南广电推出的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正在湖南卫视热播，对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的关注度形成新的高潮。内容上，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呈现了左宗棠“舁榇出关”的壮烈场面，还详细讲述了他如何解决西征军费粮草问题、如何改造武器装备等细节。该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面肯定了左宗棠这位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也为大众了解边疆安全与国家统一提供了深层次的视角。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以举人从军立功，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在对外活动和外交主张方面，在我国外交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史学界认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就连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也这样评价他：“左宗棠是近百年来世界上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

　　从战略外交着想：

　　塞防与海防并重

　　1865年6月，中亚浩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浩罕市一带）的阿古柏入侵新疆，不久占据新疆大部，自立为“汗”，建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并与阿古柏伪政权签订了商约和边界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伪政权，给阿古柏提供军事教官和大量武器，派出300人的使团携女王亲笔信到达“哲德沙尔汗国”的“都城”喀什，英国与阿古柏伪政权进一步缔结条约后，在阿古柏占领区享有种种特权。阿古柏伪政权成为了俄、英侵略和分裂中国的罪恶工具。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防出现新的危机。

　　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这是涉及到中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大讨论。当时，塞防主要涉及到中俄关系，海防主要涉及中日关系。直隶总督李鸿章等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李鸿章看来，“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在塞防、海防两者“力难兼顾”的情况下，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

　　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晋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的主张，最终得到了朝廷支持。

　　1875年５月，左宗棠以64岁的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团结西北各民族，指挥多路大军讨伐阿古柏侵略者，次年１月占和阗（今和田）。英国见中国军队即将收复南疆，赶忙出面“调停”，要求清廷允许阿古柏残部在喀什独立建国，左宗棠义正词严地驳斥道：“英人要想为他们立国，可以割英国的土地给他们，为什么要拿我们中国的沃土做人情呢！”他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后，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左宗棠借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民族英雄的序列。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塞防”和“海防”之争，是外交和国防战略之争，并非爱国与卖国之争。李鸿章更多地注意日本在东海威胁的潜在性和长久性。左宗棠的贡献在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外交与国防战略，主张“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塞防与海防并重”，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当时朝廷在财力上也确实难以负担，若非左宗棠的远见卓识、雄伟气魄和非凡能力，朝廷很可能倾注于海防，难以把一部分资源用到塞防上，中国的版图很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塞防”是延续了千年的中国国防传统格局，这次争论的结果，是第一次把“海防”提到了与“塞防”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李鸿章一生认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诚为中国永远大患”，看到了日本等列强来自于海上的威胁，并且在后来不久在确定将海防作为国防的重中之重方面作出了贡献，但他由此主张放弃塞防，当然是错误的。清政府最终还是采纳了左宗棠“二者并重”的意见。

　　1885年，海军衙门建立，海防外交也随之成为外交重点。左宗棠和李鸿章为这一战略重点的确立，分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作出了贡献。

　　从实力外交着眼：

　　谈判与武力并举

　　左宗棠意识到，没有实力做后盾的外交，是软弱的外交。他兼具军人、文人的本色，不愧为文韬武略的政治家，在对外活动和主张方面，主张对外交涉和武力准备相结合，以武备作为外交的后盾。

　　左宗棠彻底击溃阿古柏残余势力以后，除伊犁外，新疆其他地方已处于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怎样处理伊犁这个问题，摆到了清政府，特别是处在第一线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的面前。

　　当时，对怎样处理伊犁问题，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通过谈判收回；二是主张用武力收回；三是主张伊犁战略地位不重要，朝廷无暇顾及伊犁问题，不如放弃伊犁，集中力量处理海防问题。

　　1878年，清廷任命熟稔外交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俄国全权大臣，与俄国交涉归还伊犁等事宜。崇厚刚愎自用，只图“收复伊犁”虚名，轻率地和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并未经旨准，就径直离开俄国回国。崇厚所订之约，不仅把伊犁以西、以南的重要地区全部割让给了俄国，而且修改两国边界，承诺赔款，完全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此约一出，欧洲舆论一片哗然。这是一个外交失败的典型案例。

　　以左宗棠为首的疆臣们以“失权太重”，猛烈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又失地，坚决反对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左宗棠提出用外交和军事两手解决伊犁问题的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这就是一方面准备谈，一方面准备打，先争取谈成，谈不成就打。

　　李鸿章却指出，崇厚有“全权便宜行事”之权，现已与俄国签字，中国“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他强调中国外交，不能做理亏之事，如果中国不同意盖印换约，极有可能引发中俄边衅，“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兵衅一开，其所要求恐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况防不胜防”。故而请求朝廷尽快批准崇厚所签条约，以免俄国人不高兴。郭嵩焘闲赋在家，写信给李鸿章向朝廷建议“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主张令崇厚“报捐充饷赎罪”，避免处罚崇厚而激怒俄国。

　　威妥玛奉英国女王之名，出面请清政府“宽免崇厚之罪”，渲染“若《里瓦几亚条约》未获批准，俄国将与中国失和”。

　　当朝廷就此征询左宗棠意见时，左宗棠据理力争回奏朝廷，义正辞严地驳斥那些外交家们一味妥协的谬论：

　　谕旨颇以先允后翻，曲仍在我为疑，宗棠愚见，地山（崇厚，字地山）虽以全权出使，而所议约章均须候御笔批准，是先无所谓允也。嗣奉御批，不得以后翻疑之，且俄自踞伊犁，隳我九城，久假不归；纳我叛逆，屡索不与；四纵逋寇，扰我边境。此次地山出使与俄官议和，彼先以恩赦为请，比殷提督赍示张贴，俄官不许，且麾之境外，是俄先已启衅，曲本在俄也。

　　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轩轾，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谕旨责令挽回补救，敢不尽心毕力，慎以图之。惟事机转圈，全在御批之准驳。

　　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盼内外坚持定议，询谋佥同，钦奉谕旨以与周旋，则先之口舌，继以兵威，事无不济。

　　清廷这才将崇厚革职查办，正式照会沙俄，称崇厚所签之约“难以接受”，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负责改约谈判。　

　　与此同时，左宗棠积极部署兵事，命三路大军并进，将钦差大臣行营移驻哈密靠前指挥，“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用兵车运着棺木，摆出与俄军决一死战之势，呼应曾纪泽的外交谈判。1881年初，《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终于签定，中国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地区仍被沙俄割去)。左宗棠应诏赴京，任军机大臣管兵部事务兼总理衙门大臣。左宗棠身为军机大臣（曾国藩、李鸿章未担任此职）既掌管国防事务，又领导外交事务，进入权力的巅峰。

　　1881年11月，左宗棠以东阁大学士（宰相）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一如既往地从实力外交着眼，主张用外交和军事并行的两手办法对付法国的侵略。他早就看出法国对越南的渗透对我国国防安全带来的影响，提醒李鸿章说：“法人于越南早玩之股掌之间，意越南有以取之。惟其疆土日蹙，则粤、滇边务亦宜借筹，南洋未可坐视。”1884年春，中法战争逐渐波及闽台地区，闽台地区成为中法之战的另一重要战场。中国面临外交软弱和军事溃败的双重危机。

　　1884年6月，左宗棠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后期，中国军队在陆路节节败退，8月，法国舰队在福州的马尾军港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左宗棠愤而抱病请缨，要求赴前线督战扭转败局。1884年9月，清廷任命大学士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当时左宗棠已73岁高龄，且因常年征战，疾病缠身，但他本着一颗爱国之心，爽快地挑起了这项艰巨任务。时上海出版的《申报》赞扬左宗棠谓“以闽防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在左宗棠的周密部署下，包括湘军在内的各路反侵略的援军纷纷抵闽，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此后，湘军成为了台湾防卫力量中主要组成部分。法军在台北鸟嘴峰、月眉山的进攻屡屡受挫，无可奈何。左宗棠饬令其部将王德榜、黄绍春率领“恪靖定边军”驰援越南战场，与原任广西提督、广西关外军务帮办老将冯子材的军队内外夹击侵略者，取得了“谅山-镇南关大捷”，法军在越南谅山的陆路战场上也大败。中国军队陆、海连捷，使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

　　然而，令左宗棠没有料到的是，远离战场的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悍然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叫停了形势对中方颇为有利的战争。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此举极度反常，震惊中外。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本打算乘胜歼灭侵略者将其赶出中国的计划破灭，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预言“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鸿章狼狈不堪。

　　1885年9月5日，外交上无力回天的左宗棠含恨病逝于福州的钦差大臣任所，终年74岁。临终前口授遗疏，略曰：

　　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事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

　　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里，左宗棠上奏清廷，建议台湾建省、设立海军衙门。左宗棠去世后的当年10月１日，清廷诏令台湾建省，任命刘铭传为台湾省首任巡抚。

　　从务实外交着手：

　　抗争与妥协并用

　　左宗棠对外活动和主张的鲜明特征是他的务实，这种务实表现在他认为该强硬的时候应该一点也不含糊，在该让步的时候应该一点也不犹豫。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关于“十年后修约”的规定，修约前一年，总理衙门发出“致各省将军督抚修约书”和“条说”，要求他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提出“所有此次修约，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左宗棠认为在哪些方面可以迁就，哪些方面不可以迁就呢？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不能迁就。在“贩盐”、“挖煤”、“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等问题上，不能答应列强提出的要求。他在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即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所有要求，同时尽可能做到自力更生，避免仰人鼻息。他提醒朝廷不要因为解决燃眉之急而被洋人势力渗透。他说：“我不求彼之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妥以处，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正因为如此，左宗棠主张自己修造轮船，自己造枪造炮。与其他洋务派不同的是，左宗棠牢牢抓住了主权。

　　对于列强谋求已签条约之外的利益，坚决不能迁就。左宗棠认为，不迁就的底线之一就是“守定和约”。在这一点上，他和曾国藩、郭嵩焘等湘籍涉外大臣的意见是一致的。左宗棠认为，虽然列强“性贪而无厌”，虽然以前签订的条约，“迫于形势，不得不然”，但“条约既定，自无逾越之理。然若于定约之外，更议通融，恐我愈谦则彼愈亢，无所底极。惟有遇事守定条约，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冀相安无事而已。”

　　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不能迁就。例如，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此后只要左宗棠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再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处死了一些中国人向洋人示好，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

　　但是，左宗棠主张，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该妥协的应该妥协，因为没有妥协就没有外交。特别是对如下两件事他认为应该妥协：

　　一是可以同意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不再行“三拜九叩”之礼。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关系。由于长期坚持以“三拜九叩”之礼觐见，从英使马噶尔尼于1793年觐见乾隆皇帝到同治初年，天朝大国从来视外国使节为“贡使”，外国则一直要求中国政府在接待外国使节方面与国际规范接轨。左宗棠的建议，意味着要中国放弃“中央王朝”的传统思想，这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来讲，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心理障碍。左宗棠则认为：“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他提到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时，因为拒绝行“三拜九叩”之礼竟然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认为这实际上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借口：“英人衅端，实伏于此。”再也不能给外国人这样的借口了。因此，他建议“彼族以见其国主之礼入觐”。

　　二是主张在向外国派出使节方面作出让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一直要求中国派出正式的常驻外交使节。但是，中国向来只习惯于万邦来朝，视派遣使臣出洋为“有伤国体”的事情。左宗棠对此有一番评论，他说：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山川、政事、土俗、人情，总是细心调查研究，而我却一无所知；驻京的外国公使们恣意横行，而我却不能加以指责。我们正好可以通过派遣使节到外国，看外国怎样对待使节，这样可以遏制外国公使们的专横。针对当时派遣使节的缺乏人才、经费不够等困难，左宗棠一一提出了应对之策。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积极抗法的斗争中，体现了强烈的强硬外交的色彩，但是，这种强硬整体上来说不是蛮干，而是建立在冷静基础之上的。因为，他看到了中外力量严重失衡的这个基本现实，主张学习古人智慧，韬光养晦，“反弱为强，诎以求伸”，如“越勾践于吴，先屈意下之；汉文之于南粤，卑词畏之”，所谓“图自强者必不轻视其锋，不其然乎？”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他不愧为将“屈伸”二字付诸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是收复六分之一的中华国土，其对外活动和外交思想，主要是围绕这根主线而产生的。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近代中国面临着如何融入世界这个根本问题，而与此相适应，中国近代外交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左宗棠为近代中国如何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了不可或缺的独到贡献。当时，世界上存在三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殖民体系。朝贡体系是自汉代以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条约体系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殖民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帝国主义所统治和控制的殖民地的总称。鸦片战争以后，朝贡体系在列强的冲击之下风雨飘摇，一步步走向崩溃。摆在中国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像日本一样融入条约体系。否则就有可能像印度一样，成为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中国最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固然同中国人民开展的救亡斗争分不开，也同中国近代的外交转型有关。左宗棠远见的外事战略和可贵的外交实践，对中国近代外交转型作出了独到的贡献。（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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