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人為峰 筆健寫春秋
——聶茂小說《王船山》閱讀札記

讀完聶茂教授四卷本的長篇歷史小說《王船山》(團結出版社2024年版),掩卷沉思,我感覺心情非常壓抑,而且是越看到后面,心情越沉重,那是一種痛徹肺腑般的感受!小說所描寫的王船山(王夫之),是一個生活在“國破山河在”朝代的偉大思想家哲學家,他那讓人唏噓不已的人生軌跡,與他同樣讓人贊嘆不已的高尚節操,以及留傳於世光照日月的哲理著作,深深震撼著受眾心靈,滿目皆是“我自從天乞活埋”的現實悲涼感與歷史滄桑感。作者有意在小說中突出了王夫之特殊的生存環境,以哀景襯哀,備增其哀。同時,《王船山》在遵循“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歷史小說創作原則下,虛構了不少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也是在探索一條長篇歷史小說創作的新路徑,值得總結。
入世不易,出世更難,在對比描寫中標示出王船山的思想高度
縱觀小說《王船山》中的王夫之,可以說一生都在顛沛流離之中。這也是人物所處的時代環境使然。王夫之所處的明末清初,朝代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已。以王夫之領銜的衡州學子,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備受煎熬﹔在“活生”與生活之中徘徊兩難。
在小說中,寫王夫之的入世有三種方式:一是參加科舉考試,這是封建王朝知識分子入世的必經之路。小說寫王家三兄弟:王介之、王參之、王夫之與一眾衡州學子,多次結伴去武昌參加科舉考試,一波三折,最后終於獲取了功名。二是入朝為官,這是通過科舉入世的必然體現。王夫之循著父親王朝聘走過的路,也是封建時代士大夫走的常規之路,但這條路讓這對父子走得極為艱難,父親王朝聘名滿湖湘,最后在友人的舉薦下,也只是在國子監候選,沒能獲取一官半職。王夫之歷經千難萬險,同道與恩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也隻在殘延苟喘的南明永歷王朝,當了個從八品的行人司行人。落得個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結果。三是拒不接受改朝換代現實,參加各種反清復明活動,這是文化烙印。作為恪守文化基因的大明臣子,王夫之與同時代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對改朝換代的統治者有一種本能上的抵觸情緒。張獻忠帶領農民軍攻打衡州時,他與衡州學子同仇敵愾﹔清軍圍攻衡州時,他也與衡州學子挺身而出,赤膊上陣,與清軍進行拼殺,不懼血染沙場。明王朝徹底灰飛煙滅后,王夫之仍不接受清天,隻認明月,不剃頭不換衣服,甘願在衡山山裡過著東躲西藏、忍飢挨餓的生活,也不願臣服於清,換取高官厚祿。這既是骨氣使然,也是文化因襲。
小說描寫王夫之的出世有三重體現:一是由科舉考試的不公帶來的仕途出世。衡州學子一起去武昌參加鄉試,王夫之礙於情面,為朱歸孺押題,奇怪的是朱歸孺中舉了,而王夫之卻落榜了,這一結果讓王夫之對科舉之路產生了困惑與懷疑,在心灰意冷中萌發了出世的念頭。二是對南明永歷王朝的失望帶來的政治出世。王夫之才高八斗,願為永歷王朝披肝瀝膽,卻處處受掣肘,遭人陷害,險些掉了腦袋。才明白了高官恩師給他的提醒與忠告。三是由拒絕臣服清朝帶來的文化出世。由此才沉潛下來,進入自己的文化中國之中,賡續中華之精神血脈,成為了“六經責我開生面”的一代宗師。
小說通過王夫之在現實生活中的多次理想碰壁,以及細膩的心理活動過程,層層遞進描寫了王夫之由入世到出世的轉化心態,非常逼真也令人信服地刻畫了一個文化巨人、哲學大師的誕生過程。王夫之在轉化中,離王朝中國越來越遠,離文化中國越來越近。不經意間,成為了“東方黑格爾”、世界級哲學大師。
陽謀陰施,陰謀陽為,在形象刻畫中襯托出人性的復雜多變
為增強小說的故事性與傳奇性,加深對王夫之“活生”與生活二個維度的理解,凸顯明末清初復雜的社會背景,作者虛構了朱歸孺、琴棋書畫四姐妹,以及“維鷹會”等神秘組織。對小說的故事推進與人性復雜性的刻畫,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應。
小說刻畫的朱歸孺這個形象,是一個非白非黑、又白又黑的人物,也是小說設置的情境裡,幾乎所有重大事件幕前幕后的重要推手。這是一個從殺豬屠夫家庭裡走出來的“學渣”,靠王夫之提供的押題,陽謀陰施,在鄉試中一舉入圍,爾后官運亨通,從七品縣令直至四品道台,所有的陽謀陰施、陰謀陽為,在他身上都輪番上演過:如曾暗中多次資助王夫之錢財,解救其困境是他,多次在危難之中為王夫之通風報信、保護王夫之免遭毒手的也是他﹔暗中設計陷害王夫之四個表姐妹的是他,當四姐妹遭遇危險時暗中救助的也是他﹔霸佔衡州郡學場所,建成自家巨型屠宰場的是他,炸毀這個巨型屠宰場的也是他﹔明裡是永歷王朝權臣的是他、暗裡卻是清朝高官的也是他……這是一個壞事好事都做了不少的“兩面人”。朱歸孺是一個不好按傳統善惡來評價與定論的人物,也是以往小說中沒有出現的人物形象,雖然其有些行為在描寫上不合常理,如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存在,以及人性的矛盾呈現顯得有些生疏,不夠圓潤等,但這一個人物的出現,無疑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的人物譜系,是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新收獲。
如果說朱歸孺是一個底層人物為了改變個人與家族的命運而不擇手段,體現了人性善惡交錯的特征的話,那麼姜善棋悲喜交織的命運,則從一個側面表現了風雨飄搖的南明王朝覆滅的歷史必然性,以及人性的不可逆向性特征。
姜氏四姐妹是王夫之的表姐妹,小時候生活優渥,當她們長大成人時,卻遭受了巨大的家庭變故,父母被害,四姐妹頃刻間流離失所,下落不明。小說設置的這四姐妹命運多舛,都是外人陽謀陰施與陰謀陽為的合力所致。
姜氏四姐妹的命運,尤其是貴為永歷帝香妃的姜善棋,其命運更是反轉再反轉,猶如坐過山車一樣,忽上忽下,不能自主。她成為了永歷帝寵臣王閣昆、翁不群、馬暨垂之間的爭斗棋子,在遍布陷阱的深院中,一會兒成為宦官王閣昆的手中利劍,將帝師翁不群斬殺完后,又陰謀陽謀一起上,囚禁並賜死錦衣衛首領馬暨垂。而王閣昆最后也在爭斗中,落馬被縛。永歷帝當初的三個寵臣,都是在陽謀陰施、陰謀陽為的圈套裡,或被殺或被囚,小說通過這些細節描寫,將人性的善良難辨、好壞難分、美好與隱忍、丑惡與無恥,淋漓盡致展示出來了。
文學是人學,而人性受利益驅動,是最能體現人物的內涵要素與形象特征的,在這個方面,我們欣喜地看到小說進行了難能可貴的探索。
何以為生,何以為死,在生活追問中總結出傳統文化的生命哲學
小說借好友夏汝弼的弟弟、瘋癲的夏仲力之口,追問“何以為生,何以為死”的哲學生死觀,對這一問題的溯源與求解,其實也是王夫之畢其一生努力探索尋找的中國哲學母題。
王夫之晚年居住在“觀生居”中的對聯寫道:“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就隱含了他對“何以為生,何以為死”的個人回答。王夫之從自己與家庭的切身生活體驗中,以及每個衡州學子努力奮斗的命運走向中,體悟到了他所竭力維護的王朝中國,是令人失望的,轉而他尋找並堅守在文化中國上。他從中國古代經典中汲取了精神養料,著手梳理中國文化的源泉及流變,自覺擔負起文化中國的薪火相傳之重任,來解答“何以為生,何以為死”的深奧哲學命題。
這是王夫之在貧困潦倒、流離失所之際,仍然不望尋求救國報國的文化自覺。他想起當年破門和尚所說的:“貧僧曾說先生之命是‘活生’,貧僧看破‘活生’,守志於‘生活’。‘活生’者,不為個人,是為難也﹔‘生活’者,只是顧我,是為易矣。”(小說第683頁)“活生”與“生活”,雖然只是順序不同,卻代表了完全不一樣的生命維度。王夫之受破門和尚的啟發,能看破“活生”,守志“生活”,代表著他在人生觀、價值觀方面有了重大突破與提升。所以,晚年的王夫之能在遺世獨立的生活中,變得平和恬淡。正如小說所描寫的:“他堅守著孤單,越老越睿智,越睿智越淡定,越淡定越通透,越通透越然。”王夫之不再糾結命運帶給他的一切磨難,他晚年堅守在“湘西草堂”,每天與對面的石船山對話,心靈已經可以自由地行走於天地之間,將生死已置之於度外,覺得“我是一道微光,隻要活著,誰也無法將它熄滅。”(小說第1373頁)在這裡,王夫之已經充分表達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生命哲學觀。所以,文化中國在王夫之的腦海裡,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宏闊,越來越高大……他在每天批閱經典文獻中,獲得不同的人生啟迪或感悟,並寫下自己對“何以為生,何以為死”的生命哲學體悟。苦難與憂思轉化成為他的財富,而殘酷的現實自然也變得雲淡風輕了。一座人生的高峰,悄悄然誕生在王夫之的筆端下,巍巍然聳立在中華大地上。
筆者認為:讀《王船山》,能見到平凡中的亮光、卑微中的偉岸,有一批靈魂含香之人,游走或陪伴在你身邊,讓你在平凡的生活中,尋找到自我的成就與精彩,這就是文學表現人生的魅力。小說通過再現王夫之遭遇坎坷、命運多舛,卻又昂揚不屈、愈挫愈奮的一生,給我們提供了許多特殊的人生新質感受。(譚偉平)
[作者簡介] 譚偉平,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副主席,懷化學院二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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