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麟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艺术家，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彭玉麟自1853年加入湘军水师，因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谋略超群，成长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在三十多年的水师生涯中，从一个湘军水师营官成长为兵部尚书，在横戈马上、搏击风浪的戎马生涯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思想。

他敢于清吏治、严军政。晚清政府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官场腐败、贪腐之风触目惊心。彭玉麟曾在回复郭嵩焘的书信中感叹：“承示浙中近状，浩叹实深，然不独浙省为然，时事世情，人心宦镜，在目之思之，可忧可怕。”他洞悉到晚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危机，从而提出吏治改良方案。“广求循吏，久于其任，勿以委署为调剂之具，庶不至视官为传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彭玉麟不仅重视对州县官员的选拔任用，而且主张加强知府的权力，并要求他们亲君子远小人，慎用幕僚。正如他所言：“得其人，庶足以资佐理，不得其任，即难免受欺蒙”。彭玉麟认为军队士气在作战中非常重要。“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气因之转移。”为此，他选拔和树立德艺双馨、以天下为己任的教官以重塑军纪。如其谏言：“访求一二称职之人，树之风声，予以拔擢，天下闻之，扉然向风，未始非挽回士习之一策。”他还广修忠烈祠，以彰其绩，激励士气。

他乐于端士习、苏民困。彭玉麟透过“中兴”时期“中体西用”“师夷制夷”的背后，看清了腐败的晚清官吏以及社会现象，提出“如购备船炮，广储军火，筹画饷需，似自强矣，而非自强之根本”的思想。可见他并不苟同于洋务派的“借洋自强”的思想，而是主张重内治而自强，自强以御外侮。“能知人而后察吏，能察吏而后可以安民，能安民乃可治内，能治内乃可攘外。”安内必先安民，安民必先端士气。纵观彭玉麟的军事思想脉络，其中不乏为民思想。这与他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熏陶以及家境贫困、饱受欺凌而形成的刚介正直的性格有关。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得到考证：“近读孟子养气章，觉与军人大有裨益。吾愿私淑孟子至大至刚之气，催坚克敌。”他主张“盖养兵为民，能卫民者，讵忍虐使之。设官亦为民，官不爱民者，何以食禄报君恩”。民生多困，实由吏治多疏。晚清咸丰四年（1854）冬，因他率湘军水师善战，清廷奖励他白银四千两，他即用于救济贫困家乡。他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想家乡有众多苦百姓，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他还向朝廷谏言：“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他力主开地利、兴水利等惠民之举。

他善于选人才、强技艺。彭玉麟说：“惟时际艰难，人才为重，边防疆寄，均关紧要。”他还提出海防人才的特殊要求：“臣巡阅江海水师，与江南提臣李朝斌会议，固在讲求操练有方，尤以留意将才为急，而海防将领更以深明洋务、洞悉夷情以情为先。”他在亲自经历了海防之事后更是向清廷推荐人才：“惟海防水师贵得统帅，尤贵得将才，否则无以相助为理。查有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瓜洲镇总兵吴家榜、汉阳镇总兵高光效，均身经百战，奋能无前，为水师中不可多得之员。”彭玉麟提出要学习技艺，增造船炮，务求实效，他多次说自己不能洋务，但江防、海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使他对洋务不得不加以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方略。他在指挥中法战争时，力荐老将冯子材，并派四支广东军队归冯子材统领入越作战。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威震中外。彭玉麟力主抗战，钦办理广东防务，统筹措置两广军务，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深于重海防、强外交。“重陆轻海”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思想。海防薄弱的现实以及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让彭玉麟不再抱守这一传统思想。他主张加强海防，特别是要重点防范日本。如其所言：“两广、闵浙，直至天津海防，一气呵成，江海同清，诚为国家大利也。”日本“彼虽小国，而狡狯最甚，前代之患，所以深也。”中法战争之后，针对日本“恃其海上实力，效仿西夷”，威凌海疆，咄咄逼人的趋势，彭玉麟大呼：“及今若不力图自强，大修军政，则恬糠及米，后患何可胜言！”为此，他主张建立强大水师以固国防。彭玉麟构筑了长江水师的总体蓝图，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先河。彭玉麟不仅重视军事硬实力，他还非常重视军事外交，他主张“师以曲直为老壮，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在军事外交中，彭玉麟特别强调“非柔不为功”“孚之以诚信”“迪之以中庸”等外交艺术的重要作用。在中法战争中，他首倡“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国，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携其党而败谋”。他的这一计谋赢得了包括张之洞等名臣在内的诸多赞誉。

彭玉麟从创建湘军水师，身经百战，裹伤上阵，功勋卓著到巡阅长江水师，整顿军纪，督促训练，除贪肃纪，一生为江防海防倾尽了心血。彭玉麟的军事思想涵盖了内治吏治，军纪军备以及海防外交等方面，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对今天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彭万熙)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