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岁往深里走,回忆就多了起来,
我常常想起在长沙卷烟厂的那番日子。
我是在1969年招工进厂的,旧厂址在南门口的灵官渡。第二年,工厂就搬到了南郊的赤岗冲,工厂的对面和右边已经有了几家工厂,但没有连成片,不成规模,左边是田野,背后是黄土坡,显得荒凉。
厂门口是6路公交汽车站,每天早晨和傍晚边子,汽车站里站满了上下班的工人,黑压压一大片。每过十几二十分钟,就有一部双节车厢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驶过,车屁股上的灰尘扯起好高。汽车站过去一点,一条砂土路斜插到侯家塘,路边稀稀拉拉、高高低低地戳着梧桐树,两旁是大片菜地,常常看到农民伯伯挑着粪桶浇水。
周围没有商店,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连居民都少,我们的生活真是极其枯燥。我们很少出厂游逛,对于工厂周边的景点、地名都不熟悉。每天下了班,无所事事,大多是聚在某个房间里抽烟、扯闲嗑、打扑克。在烟厂工作,别的没有,香烟管够,烟就在桌子上散堆起。那时候会抽的、不会抽的,都拈根烟叼在嘴上,吹得一屋子烟雾腾腾。
有时候也掰掰手腕,吵吵架,或是打着赤膊到雪地里跑一圈回来,把无处发散的力气发散一下。青年女士的宿舍就在男宿舍的对面,是一栋二层的楼房。那一片也灯火明亮,却总是静寂寂的,少见人走动。谁都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好像她们比男工懂事都早。
招工进厂,人生大事既已实现。就都急慌匆匆地开始谈爱,那时候谈爱都是秘密进行,约会都在厂背后的黄土坡上,或是野外某棵梧桐树下,悄悄地干活。那里没有路灯,只有漫天星光,路上不小心还会踩到牛屎。
据说那些情侣或准情侣们都是一前一后地在野地漫走,有时也会在一个地方并肩坐下,手里拿根小草一段一段地揪断,默默地望着远方迷蒙的夜空,心里轻轻颤抖。(那时我尚只有十七岁,春心未动,体会不出那样呆坐着有什么味道。)他们都没想到这样“游马路”也是有凶险的。
一次有对情侣刚在瓜棚下拥抱,就有几支手电筒同时亮起,他们被治安联防队当作流氓抓进去,后来是厂里开了证明才保出来的。
能带出一点响动的是篮球比赛。每个礼拜都有一、两场。烟厂对面是汽配厂,下去点是红旗内配(俗称正源),过到树木岭是汽车制造厂,反方向的东塘那头有电机厂、锅炉厂、灯炮厂、十三井巷公司,这些厂的篮球水平不相上下,难分仲伯,互有输赢,谁也不服谁。我是烟厂球队的主力,也热心联络,每天上午,先看天气,若遇晴天,便偷偷溜到工会办公室,一通电话打起,邀约比赛。一般情况下,都非常愿意来烟厂打球。
一者,这里有灯光球场;二者,烟厂女工多;三者,烟厂有香烟给抽,还尽饱。赛事定妥,我立即拿红纸写好“球讯”放食堂门口贴了。还没开赛,球场四周就已经挤满了观众,摩肩接踵,如拥如堵,说笑声嗡嗡营营,像过节。
除了上班,除了打球,我喜欢一个人关在宿舍里静静地读书。我喜欢的是文学类书。我记死了不知从哪里看到的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介工人,行万路是不可能的,读万卷书呢,也难。我不知道能从哪里搞到那么多书来读?南门口有家大书店,里头的书架大多是空的,积了好厚的灰尘;河西的小书店更是空空如也。那么,只有靠借了。
我知道民间散落着不少好书,我像一头饿狠了的狼一样四处找人借书。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图书,极其珍贵,不会轻易借人。要借也有条件的,我能有的条件一是力气,二是烟。我帮人打半天藕煤,就为了借到一本《静静的顿河》。烟厂的工人有份福利,每个月可以买两条次烟,次烟用的是反包装,质量并无区别,价钱却要便宜三分之一。厂里还有种残次烟,论斤售卖,一大包,只比烟叶略贵,极其难得。
每个月初发次烟票的那天,厂门口就守了票贩子(也许只有烟瘾极大的烟鬼——那时候还没有票贩子一说),见人就问有不有烟票转手。我的次烟票没有换过钱,都是跟人换了书看。我也遇到不少好人,一位同事的父亲是被打倒还没解放的副省长,家里存有几柜子图书。同事姓王,他把我喊到家里,打开书柜任我挑选。
可惜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最后只挑中一本《多雪的冬天》。逐渐地好多同事知道了我的爱好,主动借书给我。只是借的时间不能长,有时还不能过夜。书一到手,当即翻看。常常上着班还会偷偷溜回宿舍看几页。有些书读一遍不过瘾,又读二遍、三遍,好多还抄下来。我抄过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屠格列夫;抄过孙犁、李准、王汶石;抄过唐诗、宋词;还把一本《古今格言大全》全部抄到自制的笔记上,这些笔记本至今留着。
多次搬家,无数次清理书柜,唯它们不舍丢弃。每次触摸到已经发黄发脆的香烟包装纸页,感慨油然而生。
我每个星期天会跑省图书馆。图书馆在中山路,由赤岗冲过去,得要穿过大半个长沙城。先花四分钱坐一站路到东塘,换一路车,经南门口、黄兴路、五一路,在水风井下车。
那天,我会起个大早,跑步到东塘(为了省四分钱)再等车,到达时图书馆才刚刚开门。省图书馆虚有其名,书少人也少,座位大多空着,书就没有什么好看的。报刊架上倒是满满当当,中央和各省的报纸都有,文艺刊物也占了一大版。我很少借书,报纸也是翻翻副刊,虽然很不满足,却也乐此不疲,会在图书馆一待一天。中午休息,就在对面的小餐馆买四个包子,或者吃一碗光头面,偶尔也吃几个糖油粑粑,包子面条不抵饥,还不到图书馆关门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在长沙烟厂的那段日子,生逢不幸,最难是找书读。难是难,却也吭吭吃吃地过来了。读过一些名著,读过很多时文,也读过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抓到什么是什么,完全没有挑选。人到了什么路上,就只能以什么姿态行走。大鱼大肉是过,吃糠咽菜也是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上班、打球、读书。一晃,八年就过去了;又一晃,五十年也过去了。长沙烟厂的生活常常在梦里实现。
春夏之交,忽然接到湖南朋友的电话,邀我去长沙走一走。此时疫情刚刚控制住,在家里关了小半年,骨头都憋酥了,正想出去透口气,我欣然答应。
接待的朋友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专门安排在雨花区游走。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长沙烟厂就在雨花区的地头上。所到之处,都在长沙烟厂附近。
那里已经看不到一点早年的痕迹,到处是高楼林立,人流如织,车行如飞。建筑物四周都植有大树,静静地铺下匝地浓荫。黄土坡没有了,瓜棚架没有了,梧桐树没有了,电机厂、锅炉厂、灯光厂都已搬迁,只有井巷公司还在。井巷公司已经改成了社区,几十栋楼房错落有致,地面干净整洁如机场候机大厅,活动广场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有人在玩运动器械,一群细伢子在追逐嬉闹,一派静谧祥和的气象。偌大一个地盘,一千六百余户家庭,六千多口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完全是居民自治。却能如此有序,让人称奇。
两天时间,我们看了我们看了燕子岭公园、雨花非遗馆、羽燕湖、泰禹小学、绿地城际空间站、比亚迪,还看了高桥大市场。高桥大市场是真大,号称中国第一、亚洲第三,打出的口号是“国际高桥·世界商港”,里头的商家有八千多户。
我们坐着电瓶车在里头穿梭游走,各品各类千奇百怪的商品扑面掠过,令人眼花缭乱。只是,面对如此宠大而汹涌的商品洪流,我没有感觉。我对生活从来简单随意,很少进大商场,因此不易被感动。同行的水运宪兄是另一个极端,对衣、食、住、行十分讲究,从他一路大呼小叫,兴奋讲解如数家珍的神情就让我感到汗颜。我的生活态度大约同谭谈主席接近,我们都有点漠然。但是,高桥大市场浮掠一行,让我大开了眼界,增加了一些知识,切实感受到了“商品社会”这个词的魅力。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德思勤24小时书店、和+共享图书馆和圭塘河,都同书有关。二十多年前,我曾随出版工作者访问团初访台湾,在台北专程去了24小时书店,让我惊喜不已。
我没有想到书店还可以24小时不打烊,全天营业,任人出入、过夜。如今,没想到长沙的雨花区也有了这样一家24小时书店,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一辈子爱书、编书、写书,对书店总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还刚书店门边,就有一缕幽香沁到鼻子里,我立即扒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书的香味直沁肺腑。书店很大,光线很好,一墙一墙的图书摆放有序。
这里不光卖书,还有24小时书区、名人书房、外文书区、文化长廊…… 24小时书区里摆了几十套桌椅,一人一位,以供人彻夜长读。书区的设计者极有人性化,顶棚上打下来,于是长长地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一扫倦意,那该是个多舒服的时刻。
据说德思勤是一家大企业集团,总部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东莞都有分公司,主业是房地产及其他。在这座有“脚都”之称的地方,决策者看到的是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遂下决心办起了这家24小时书店,要给长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理念是:点亮一盏城市里的文化之灯。我很想找到这位决策者,道一声:“谢谢!”
与德思勤24小时书店遥遥相对的,是和+共享图书馆。这是一家公益性的民营图书馆,从馆长到员工都是志愿者,他们当然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图书馆几万册图书,都为捐赠而来。每本书里,都有捐赠者写下的一段话。书可借走,也可以就地阅看,独到的是书到还时,需有一段留言。留言可长可短,自由发挥。就地坐下阅读也很享受。店里干净、清洁、敞亮,妙的是有几种座位可供挑选,可坐、可靠,还可倚墙蜷腿而坐,想怎么舒适都可以。图书随借随看,还可随时翻换,看累了,尽管把书放下,轻轻走到后面阳台上,舒展一下筋骨和神经。阳台紧挨圭塘河。经过治理,圭塘河早已河晏水清,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只见水流潺潺,清白如练,两岸杂花生树,云蒸霞蔚,说不出的松快欣怡,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书院对读者的承诺:和天下共享,有温度的阅读。
从雨花一行归来,我想得到最多的是,长沙烟厂和德思勤二十四小时书店及和+共享图书馆,相距不过千米之遥,小跑一阵即可去到,如果时空能够倒错,将书店图书馆放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让我还童到十几岁,用不着钻山打洞借书来看,我还会那么发狠么?因为经典名作唾手可得,我还会读了一遍读二遍,又一字一字抄下来么?
如此设问,也许有点好笑。
请原谅一位年近七十老人的胡思乱想。
作者简介
肖建国,1952年10月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毕业于湘潭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广东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杂志主编。1972年发表处女作,主要创作小说,散文。迄今已出版20部文学作品,计400多万字。曾获得30余个文学奖项。曾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好学生,曾获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国60周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