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雨花行：闻到书香

年岁往深里走，回忆就多了起来，

我常常想起在长沙卷烟厂的那番日子。

我是在1969年招工进厂的，旧厂址在南门口的灵官渡。第二年，工厂就搬到了南郊的赤岗冲，工厂的对面和右边已经有了几家工厂，但没有连成片，不成规模，左边是田野，背后是黄土坡，显得荒凉。

厂门口是6路公交汽车站，每天早晨和傍晚边子，汽车站里站满了上下班的工人，黑压压一大片。每过十几二十分钟，就有一部双节车厢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驶过，车屁股上的灰尘扯起好高。汽车站过去一点，一条砂土路斜插到侯家塘，路边稀稀拉拉、高高低低地戳着梧桐树，两旁是大片菜地，常常看到农民伯伯挑着粪桶浇水。

周围没有商店，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连居民都少，我们的生活真是极其枯燥。我们很少出厂游逛，对于工厂周边的景点、地名都不熟悉。每天下了班，无所事事，大多是聚在某个房间里抽烟、扯闲嗑、打扑克。在烟厂工作，别的没有，香烟管够，烟就在桌子上散堆起。那时候会抽的、不会抽的，都拈根烟叼在嘴上，吹得一屋子烟雾腾腾。

有时候也掰掰手腕，吵吵架，或是打着赤膊到雪地里跑一圈回来，把无处发散的力气发散一下。青年女士的宿舍就在男宿舍的对面，是一栋二层的楼房。那一片也灯火明亮，却总是静寂寂的，少见人走动。谁都不知道她们在干些什么。好像她们比男工懂事都早。

招工进厂，人生大事既已实现。就都急慌匆匆地开始谈爱，那时候谈爱都是秘密进行，约会都在厂背后的黄土坡上，或是野外某棵梧桐树下，悄悄地干活。那里没有路灯，只有漫天星光，路上不小心还会踩到牛屎。

据说那些情侣或准情侣们都是一前一后地在野地漫走，有时也会在一个地方并肩坐下，手里拿根小草一段一段地揪断，默默地望着远方迷蒙的夜空，心里轻轻颤抖。（那时我尚只有十七岁，春心未动，体会不出那样呆坐着有什么味道。）他们都没想到这样“游马路”也是有凶险的。

一次有对情侣刚在瓜棚下拥抱，就有几支手电筒同时亮起，他们被治安联防队当作流氓抓进去，后来是厂里开了证明才保出来的。

能带出一点响动的是篮球比赛。每个礼拜都有一、两场。烟厂对面是汽配厂，下去点是红旗内配（俗称正源），过到树木岭是汽车制造厂，反方向的东塘那头有电机厂、锅炉厂、灯炮厂、十三井巷公司，这些厂的篮球水平不相上下，难分仲伯，互有输赢，谁也不服谁。我是烟厂球队的主力，也热心联络，每天上午，先看天气，若遇晴天，便偷偷溜到工会办公室，一通电话打起，邀约比赛。一般情况下，都非常愿意来烟厂打球。

一者，这里有灯光球场；二者，烟厂女工多；三者，烟厂有香烟给抽，还尽饱。赛事定妥，我立即拿红纸写好“球讯”放食堂门口贴了。还没开赛，球场四周就已经挤满了观众，摩肩接踵，如拥如堵，说笑声嗡嗡营营，像过节。

除了上班，除了打球，我喜欢一个人关在宿舍里静静地读书。我喜欢的是文学类书。我记死了不知从哪里看到的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介工人，行万路是不可能的，读万卷书呢，也难。我不知道能从哪里搞到那么多书来读？南门口有家大书店，里头的书架大多是空的，积了好厚的灰尘；河西的小书店更是空空如也。那么，只有靠借了。

我知道民间散落着不少好书，我像一头饿狠了的狼一样四处找人借书。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图书，极其珍贵，不会轻易借人。要借也有条件的，我能有的条件一是力气，二是烟。我帮人打半天藕煤，就为了借到一本《静静的顿河》。烟厂的工人有份福利，每个月可以买两条次烟，次烟用的是反包装，质量并无区别，价钱却要便宜三分之一。厂里还有种残次烟，论斤售卖，一大包，只比烟叶略贵，极其难得。

每个月初发次烟票的那天，厂门口就守了票贩子（也许只有烟瘾极大的烟鬼——那时候还没有票贩子一说），见人就问有不有烟票转手。我的次烟票没有换过钱，都是跟人换了书看。我也遇到不少好人，一位同事的父亲是被打倒还没解放的副省长，家里存有几柜子图书。同事姓王，他把我喊到家里，打开书柜任我挑选。

可惜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最后只挑中一本《多雪的冬天》。逐渐地好多同事知道了我的爱好，主动借书给我。只是借的时间不能长，有时还不能过夜。书一到手，当即翻看。常常上着班还会偷偷溜回宿舍看几页。有些书读一遍不过瘾，又读二遍、三遍，好多还抄下来。我抄过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屠格列夫；抄过孙犁、李准、王汶石；抄过唐诗、宋词；还把一本《古今格言大全》全部抄到自制的笔记上，这些笔记本至今留着。

多次搬家，无数次清理书柜，唯它们不舍丢弃。每次触摸到已经发黄发脆的香烟包装纸页，感慨油然而生。

我每个星期天会跑省图书馆。图书馆在中山路，由赤岗冲过去，得要穿过大半个长沙城。先花四分钱坐一站路到东塘，换一路车，经南门口、黄兴路、五一路，在水风井下车。

那天，我会起个大早，跑步到东塘（为了省四分钱）再等车，到达时图书馆才刚刚开门。省图书馆虚有其名，书少人也少，座位大多空着，书就没有什么好看的。报刊架上倒是满满当当，中央和各省的报纸都有，文艺刊物也占了一大版。我很少借书，报纸也是翻翻副刊，虽然很不满足，却也乐此不疲，会在图书馆一待一天。中午休息，就在对面的小餐馆买四个包子，或者吃一碗光头面，偶尔也吃几个糖油粑粑，包子面条不抵饥，还不到图书馆关门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叫。

在长沙烟厂的那段日子，生逢不幸，最难是找书读。难是难，却也吭吭吃吃地过来了。读过一些名著，读过很多时文，也读过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抓到什么是什么，完全没有挑选。人到了什么路上，就只能以什么姿态行走。大鱼大肉是过，吃糠咽菜也是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上班、打球、读书。一晃，八年就过去了；又一晃，五十年也过去了。长沙烟厂的生活常常在梦里实现。

春夏之交，忽然接到湖南朋友的电话，邀我去长沙走一走。此时疫情刚刚控制住，在家里关了小半年，骨头都憋酥了，正想出去透口气，我欣然答应。

接待的朋友好像知道我的心思，专门安排在雨花区游走。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长沙烟厂就在雨花区的地头上。所到之处，都在长沙烟厂附近。

那里已经看不到一点早年的痕迹，到处是高楼林立，人流如织，车行如飞。建筑物四周都植有大树，静静地铺下匝地浓荫。黄土坡没有了，瓜棚架没有了，梧桐树没有了，电机厂、锅炉厂、灯光厂都已搬迁，只有井巷公司还在。井巷公司已经改成了社区，几十栋楼房错落有致，地面干净整洁如机场候机大厅，活动广场上，有几个老人在下棋，有人在玩运动器械，一群细伢子在追逐嬉闹，一派静谧祥和的气象。偌大一个地盘，一千六百余户家庭，六千多口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完全是居民自治。却能如此有序，让人称奇。

两天时间，我们看了我们看了燕子岭公园、雨花非遗馆、羽燕湖、泰禹小学、绿地城际空间站、比亚迪，还看了高桥大市场。高桥大市场是真大，号称中国第一、亚洲第三，打出的口号是“国际高桥·世界商港”，里头的商家有八千多户。

我们坐着电瓶车在里头穿梭游走，各品各类千奇百怪的商品扑面掠过，令人眼花缭乱。只是，面对如此宠大而汹涌的商品洪流，我没有感觉。我对生活从来简单随意，很少进大商场，因此不易被感动。同行的水运宪兄是另一个极端，对衣、食、住、行十分讲究，从他一路大呼小叫，兴奋讲解如数家珍的神情就让我感到汗颜。我的生活态度大约同谭谈主席接近，我们都有点漠然。但是，高桥大市场浮掠一行，让我大开了眼界，增加了一些知识，切实感受到了“商品社会”这个词的魅力。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德思勤24小时书店、和+共享图书馆和圭塘河，都同书有关。二十多年前，我曾随出版工作者访问团初访台湾，在台北专程去了24小时书店，让我惊喜不已。

我没有想到书店还可以24小时不打烊，全天营业，任人出入、过夜。如今，没想到长沙的雨花区也有了这样一家24小时书店，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一辈子爱书、编书、写书，对书店总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还刚书店门边，就有一缕幽香沁到鼻子里，我立即扒下口罩，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书的香味直沁肺腑。书店很大，光线很好，一墙一墙的图书摆放有序。

这里不光卖书，还有24小时书区、名人书房、外文书区、文化长廊…… 24小时书区里摆了几十套桌椅，一人一位，以供人彻夜长读。书区的设计者极有人性化，顶棚上打下来，于是长长地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一扫倦意，那该是个多舒服的时刻。

据说德思勤是一家大企业集团，总部在深圳，北京、上海、武汉、东莞都有分公司，主业是房地产及其他。在这座有“脚都”之称的地方，决策者看到的是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遂下决心办起了这家24小时书店，要给长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理念是：点亮一盏城市里的文化之灯。我很想找到这位决策者，道一声：“谢谢！”

与德思勤24小时书店遥遥相对的，是和+共享图书馆。这是一家公益性的民营图书馆，从馆长到员工都是志愿者，他们当然是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图书馆几万册图书，都为捐赠而来。每本书里，都有捐赠者写下的一段话。书可借走，也可以就地阅看，独到的是书到还时，需有一段留言。留言可长可短，自由发挥。就地坐下阅读也很享受。店里干净、清洁、敞亮，妙的是有几种座位可供挑选，可坐、可靠，还可倚墙蜷腿而坐，想怎么舒适都可以。图书随借随看，还可随时翻换，看累了，尽管把书放下，轻轻走到后面阳台上，舒展一下筋骨和神经。阳台紧挨圭塘河。经过治理，圭塘河早已河晏水清，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只见水流潺潺，清白如练，两岸杂花生树，云蒸霞蔚，说不出的松快欣怡，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书院对读者的承诺：和天下共享，有温度的阅读。

从雨花一行归来，我想得到最多的是，长沙烟厂和德思勤二十四小时书店及和+共享图书馆，相距不过千米之遥，小跑一阵即可去到，如果时空能够倒错，将书店图书馆放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让我还童到十几岁，用不着钻山打洞借书来看，我还会那么发狠么？因为经典名作唾手可得，我还会读了一遍读二遍，又一字一字抄下来么？

如此设问，也许有点好笑。

请原谅一位年近七十老人的胡思乱想。

作者简介

肖建囯，1952年10月生于湖南省嘉禾县。毕业于湘潭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为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广东省作协主席团成员。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广东花城出版社社长，《花城》杂志主编。1972年发表处女作，主要创作小说，散文。迄今已出版20部文学作品，计400多万字。曾获得30余个文学奖项。曾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国三好学生，曾获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国60周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