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於長沙市暮雲鎮牛角塘村的湖南紅色檔案館內，亭台樓閣，水榭連廊，靜靜悠悠，草木相伴。館內設有7個紅色展廳，或關於革命偉人、或關於革命故事的黨徽印章、典籍布告、紅軍衣裳...都在這裡靜靜地等待著訴說。

傅伯瑜，湖南紅色檔案館館長，紅色文物收藏家，從1983年至今，一直致力於革命時期紅色藏品的搜集整理，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其收藏總量已達百萬件之多，被譽為“中國民間紅色收藏第一人”。

紅色基因的傳承

“我父親曾為地下黨送過信，從小就給我講革命故事，也許我的紅色基因就是從那時候傳承下來的。”傅伯瑜說道。

1956年出生於江西的傅伯瑜，是聆聽父親講述的紅色革命故事長大的，盡管當時家裡的經濟條件不是很好，但父親依然收藏了一些物品，受其影響傅伯瑜也愛上了收藏。

18歲那年，傅伯瑜入伍當了兵，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后，下海經商辦了企業，也正因此積累了些資金來支撐他的紅色收藏。

但對於傅伯瑜來說，收藏只是愛好，辦館才是責任。

“我始終記得父親臨終前拉著我的手說，以后有錢了，一定要建個紅色收藏紀念館免費開放，要把紅色精神傳承下去。” 傅伯瑜站在展廳的紅樓前，望了望遠方說道。

從私人收藏到選址建館，傅伯瑜的心中都有著自己的想法：作為一個江西人，我之所以把館建在湖南，是因為這裡是毛主席的家鄉，長沙離韶山隻有半小時的路程，在這兒我會感覺自己離毛主席更近一點。

為了更好地傳承紅色經典，傅伯瑜不僅堅持閱讀紅色書籍著作，還臨摹學習毛體書法。20多年來他堅持每天練習，反復揣摩毛主席的筆法和神韻，用過的筆墨和宣紙不計其數。

“我希望自己練好毛體書法后，可以贈送給參觀展館的人，讓毛主席的詩詞走進千家萬戶。”他說道，如今，他已臨摹作品1萬多幅。

紅色印跡的追尋

在紅色檔案館內，上百萬冊不同時代的毛澤東著作，數萬件毛澤東紀念章和塑像，革命年代用過的電台、長征時用過的馬鞭等用品都整整齊齊填滿了整個展室和大大小小的房間。這些都是傅伯瑜追隨紅色足跡從革命老區搜尋來的。

在談到《毛澤東選集》時，傅伯瑜立馬坐直了腰杆，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因為這是他眾多藏品中，最珍視的一件之一。

“這本《毛澤東選集》於1944年5月由晉察冀日報社和晉察冀新華書店編印發行，是目前發現存世最早的孤本。當時我在四川做工程，偶然得知一名民間收藏家有《毛澤東選集》，於是我立馬動身前往。”他說道。

為了這本選集，傅伯瑜屢次碰壁，每隔十天半個月就去一次，軟磨硬泡地花費了將近8個月的時間，最終用真情與誠心打動了對方，高價購得這件藏品。

“后來有人要出巨資從我手裡買走它，我死活不肯，因為這本書裡包含了新中國建立的構思與過程，萬一流出境，后果不堪設想。”他握著拳頭說道。

在傅伯瑜的概念裡，收藏從來不是為了買賣，而是為了保護與傳承。

如今傅伯瑜搜集到的有關毛主席相關地文物、紀念品等達7萬余件，其中僅《毛澤東選集》就有37種外文版本、6種少數民族語言版本以及盲文版本。

不僅如此，檔案館內還收藏了金、銀、銅、木、瓷等各種材質制作的毛主席塑像2000多尊，巨幅蘇繡、湘繡作品上千件，以及各個時期印有毛主席畫像、語錄的報刊、紀念郵票等。

他的努力曾得到了毛主席家人的肯定與支持。毛岸青生前來檔案館參觀，看到豐富的館藏后十分激動地寫下了“毛主席著作版本珍藏館”幾個字，在首部《毛澤東選集》5卷合訂本上，毛主席的兒媳邵華和孫子毛新宇同時簽名。

紅色文物的歸宿

走在紅色檔案館內，山石相間，流水潺潺，穿過幽徑長廊，步行十步，誰知竟到了湖南抗戰紀念展廳。

“我們不說話，讓歷史說話。”一個顯眼的牌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抗戰紀念館的牆壁上，南京大屠殺的慘烈瞬間被定格在了一張張黑白照上。展示櫃內，褪色的紅軍衣裳、不再清晰的偉人手跡，沾滿塵土的革命武器……每一件的背后都有著各自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建立紅色檔案館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想給這些文物一個‘歸宿’，想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不要忘記這段歷史，讓革命先輩的鮮血不白流。”傅伯瑜說道。

為了建館，他曾多次前往檔案和文物主管部門，了解民間創辦檔案館的相關政策，與當地老百姓協商，親自設計，自費創辦了長沙縣首家民辦紅色博物館—《伯瑜萬福源博物館》，並於2008年免費對外開放﹔2013年，經中央檔案局批准，委托湖南省檔案局授牌，於2018年1月在省民政廳正式注冊湖南首家民辦紅色檔案館—《湖南紅色檔案館》。

一直以來檔案館始終堅持免費對外開放。據悉自開館以來，湖南紅色檔案館已免費接待老紅軍、離退休干部、大中小學生、省外、海外游客約150萬余人次，館內每年舉辦各類紅色宣講教育等活動百余場。

“我所收藏的這些物品，是國家、是人民的，從來不是我個人的。”傅伯瑜說道。他還表示，未來將加強與高校的合作，以展証史，鑒往知來，讓更多青年學子不忘歷史，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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