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冠三：“我願將這把老骨頭埋在西藏”

　　譚冠三，1907年出生，湖南耒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譚冠三的戎馬生涯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他為西藏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重大貢獻。譚冠三先后任西藏軍區政委，西藏工作委員會第二書記、監委書記、西藏政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成都軍區顧問，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5年12月6日逝世，終年78歲。

　　1950年初，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給國內的鄧小平、劉伯承等發去了一份附有四個“A”的緊急電文。這份重要文件歸納起來四個字：進軍西藏!對於部隊選用，毛澤東特意囑托：最好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既要打軍事仗，更要打政治仗!西藏雖人口不多，但國際影響力大。“軍政主官都不能含糊，必須優中選優!”經過反復思量，以張國華為軍長、譚冠三任政委的第二野戰軍第五兵團十八軍，進入鄧小平、劉伯承的視野。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一看到報來的方案，大筆一揮：“同意!”

　　開啟“二次長征”，決心同藏族同胞在一起

　　接到進軍命令，譚冠三以及所在部隊，都曾有過猶豫。那時全國剛解放，譚冠三和妻子李光明曾計劃把家安在四川，將孩子接到身邊，一起團聚感受下家的溫暖。十八軍官兵經過了長期的槍林彈雨，聽說又要進藏，思想也一時沒轉過彎來。

　　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譚冠三立馬給妻子做思想工作：“現在全軍幾萬干部戰士都在看著我們，一舉一動都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不能在川南安家，更不能經營什麼‘安樂窩’。進軍西藏等於第二次長征，那我們倆就參加第二次長征吧!”

　　作為革命伴侶，李光明很理解，譚冠三作為政治委員、軍黨委書記，一旦他猶豫動搖了，就會影響軍心。為了黨和國家的事業，李光明決心跟譚冠三一起出發。

　　“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遲則生變。”最高統帥的聲音在譚冠三耳畔回蕩。戰爭中，譚冠三的頭部受過嚴重損傷，體內依舊存有日軍彈片，進藏能挺得住嗎?對於這些，譚冠三並未過多考慮。

　　集結號很快吹響。在軍黨委擴大會議、干部大會上，譚冠三擲地有聲：“我譚冠三決心到西藏去，把老婆也帶走，決心同藏族同胞一起，貢獻自己的一生，我願將這把老骨頭埋在西藏。”

　　聽聞譚冠三的表態，廣大指戰員精神振奮，決心書、請戰書像雪片一樣呈送到軍部，全軍上下全力以赴地投入進藏准備中去。

　　除了頭上沒飛機后面沒追兵，“進藏”不比長征易

　　1951年8月28日，18軍以及西藏工委機關入藏干部，雄赳赳氣昂昂從昌都出發向拉薩挺進。

　　此前整整一年，這支部隊翻越四川二郎山、跨過金沙江，並經過甘孜整訓、昌都戰役。

　　所謂“打有准備之戰”，經過整訓和戰斗，部隊無論是在軍事訓練還是軍事斗爭，都力爭運籌帷幄。不過，困難仍比想象大：

　　一是高寒缺氧。沿途要翻越19座終年積雪的大雪山，平均海拔在4000米，有時一座山要爬兩天。經過的丹達山雪山，海拔6300米，低含氧量帶來極大考驗;

　　二是糧食不足，燃料奇缺。高原沸點是80度至90度，缺少燃料，做飯隻能燒到70度，大家隻能吃夾生飯;

　　三是輜重拖累。行軍不是旅游，官兵們扛著武器裝備，稍微走快一點，就會兩眼一黑，頭痛欲裂……

　　渡過怒江，便是無人區，越往西走，海拔越高。從昌都到拉薩約1150公裡，部隊行軍56天，爬山過坎，算下來每天行軍才20多公裡。

　　后來譚冠三回憶：“頭上沒有飛機，后面沒有追兵，除此之外，進藏比長征還艱難。”很多戰士感慨地說：“幸好有甘孜整訓，譚政委組織了一場場高原化訓練，才能‘吃’得下，救了命。”

　　一人進藏需八人協助，一兩糧食值一兩銀子

　　西藏的九月，早已寒風蕭瑟。行軍到夜晚，為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譚冠三同大家一樣不進寺廟，不住民房，寧肯露宿在冰凍雪地上。

　　譚冠三的高原反應也特別明顯，他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好，即使超量服用安眠藥，每晚也隻能似睡非睡地休息兩三個小時。

　　1951年10月26日，部隊終於進駐拉薩。新華社拉薩電文記下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幕：拉薩各界人民兩萬人盛大集會，熱烈歡迎張、譚兩將軍及全體指戰員。

　　進駐只是個開始，更大的困難還在后頭。按照事后統計，一人進藏需要八人配套搞運輸，特別是糧食供給異常困難，部隊從西南雇牦牛、從西北用駱駝運糧到拉薩，一年隻能往返一次，運費加消耗，一兩糧食比一兩銀子還貴。很多時候，官兵隻好靠豌豆、胡豆、青稞麥粒充飢。

　　即便如此，還有人“落井下石”。西藏少數分裂主義分子背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趁機封鎖糧食、哄抬物價，揚言“要把解放軍餓跑”。

　　辦法總比困難多。艱難時刻，譚冠三遵照黨中央、毛澤東“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和鄧小平“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等指示，支持創辦了西藏軍區八一農場。

　　譚冠三經常到農場參加勞動，和干部戰士一道，將陳年垃圾、糞便運到農場。他說：“這些都是好東西，燒成灰就是最好的肥料。”譚冠三和藏漢農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從拉薩修了一條長十多公裡的水渠，把水引到農場。

　　經過艱苦努力，軍區八一農場和機關部隊的庄稼蔬菜，獲得了豐收，大大鼓舞了部隊長期建設邊疆的勇氣和信心。

　　1953年秋收時節，譚冠三特意邀請了西藏的愛國上層人士和婦聯、青年聯誼會的男女老少，到農場參觀。這不僅大大鼓舞了藏族人民建設家園的信心，更讓西藏上層人士朋友和廣大群眾真正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他們親切稱解放軍是“菩薩兵”。

　　初步解決了吃飯問題，交通問題又迫在眉睫。一人進藏靠八人協助是不長久之計，譚冠三率領部隊，以“叫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的英雄氣概，克服人間罕見的困難和艱難，於1954年11月修通了長達2000余公裡的康藏公路，把西藏和祖國內地緊緊連在了一起，藏族人民熱情稱頌它是“吉祥的彩虹”“幸福的金橋”。此后，康藏公路的起點移至成都，改稱川藏公路。

　　辭世前向黨提出唯一請求：“把我骨灰埋在西藏!”

　　1956年9月，幾個沉重的大箱子，由譚冠三從北京提回西藏。這次赴京，譚冠三是參加黨的八大。

　　看到返程的行李很沉，妻子李光明滿心歡喜，這肯定是帶了好多禮物和生活用品。打開一看，卻滿是菜籽果種——他沒有買任何禮物給家人，而是一心惦記農場和果地。這下，連譚冠三身邊工作人員都不免嘀咕幾句，為李光明“打抱不平”。

　　李光明倒很坦然地說：“冠三就是這樣的人，他要把荒山野嶺變成一座花果山、一個大花園。這比我重要得多!”

　　進藏后，譚冠三就深深愛上了這片雪域高原，他和戰友立下“長期建藏，邊疆為家”的誓言。

　　從1951年至1959年的8年時間，譚冠三隻利用到北京開會，回過兩次內地。夫婦兩人連續在西藏工作長達12年，對孩子們的教育和關愛全靠家書傳遞，直到1952年8月7日，已經與父母5年未見的兒子譚戎生，才收到父親寄來的第一封家信。

　　從1952年到1964年，譚冠三夫婦給譚戎生寫了約50封家書，有的信件是百忙中抓住一點空暇，寫在一張便箋上或是筆記本撕下的一頁紙上。

　　在常人眼中，譚冠三這樣的家境，應是生活相對富足。不過一件小事，卻能窺見到家庭生活實情：

　　“戎生：請人給你帶了幾塊肥皂，收到節約著用……”這是1960年譚冠三給孩子寫在一張便箋上的家書。譚戎生回憶，小時候最幸福的事就是，每月收到父母寄來生活費時，拿出5分錢買包辣椒面拌煮白菜蘿卜，再花一兩角錢買點芝麻醬蘸饅頭，與同學們一起分享。

　　1985年12月6日，在祖國邊疆立下赫赫功勛的譚冠三辭世。臨終之前，他向黨提出了唯一請求：“我死之后，請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

　　1986年7月29日，譚戎生護送父親的骨灰來到拉薩。8月1日，根據他的遺願，西藏自治區黨政軍民懷著深厚的感情，在譚冠三曾經奮戰過的八一農場蘋果園，隆重舉行了譚冠三骨灰安放儀式。

　　此刻的蘋果園，每逢春天都是滿園飄香，金秋碩果累累。譚冠三實現了他進藏之初向黨和人民立下的錚錚誓言。（龍源 黎鵬）